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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转居”社区的治理模式

责任编辑: 作者:徐琴 发布时间:2013年04月08日 点击数: 字号:

内容摘要:“村转居”社区是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与中国独特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相结合的产物,它已成为承接各类新增城市人口的重要空间。这类社区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在居民特征、治理需求、治理资源、治理传统等方面,与原来的农村社区以及成熟的城市社区之间都有鲜明的差异,因此,其治理模式的选择面临着多种可能性,“自治为主”、“管治为主”和“共治为主”都是可能的选项,其中治理传统的继承水平和社区重建的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不同的“村转居”社区的具体治理模式。

关键词:“村转居”社区  治理资源  治理传统  治理模式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村转居”社区是指原来属于“村民委员会”管辖的农村社区,近几年已经从农村的行政村建制转为“居民社区委员会”建制,但在内涵上还在逐步建构城市社区的组织架构、管理职责和管理模式的过渡型社区。在一些地区,“村转居”社区也被称为“村改居”社区或“撤村建居”型社区、或“村改社区”。“村转居”社区是城市化进程与中国独特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相结合的产物,它已成为承接各类新增城市人口的主要空间。“村转居”社区主要承接两类新增城市人口:一是因各种原因部分失去或全部失去土地的农村村民(失地农民);二是迁移进来的外来人口。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据我们初步调研和推算,东部地区,一个省会城市,如果其市域户籍人口500万人,那么在各种“村转居”社区中居住的户籍与非户籍人口可多达数十万甚至百万。这类社区的数量也很可观,杭州市在过去的10年中已累计建立了171个“村转居”社区[①]。随着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村转居”社区数量还将继续增加,其集聚的人口规模也将越来越庞大,并且必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城市社区类型,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场域。这类社区的运行与治理状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社会管理的水平,决定着城市社会融合的水平。

“村转居”社区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社区类型,国内学界对于“村转居”社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方面。一是“村转居”社区的特征分析。多数学者以城市社区作为参照系来分析“村转居”的特征:指出居民主体是新近脱农或尚未完全脱农的“村民”;与原来的村之间还存在某种利益关联和较高的认同感,对社区事务关注度较高;社区治理还保留着明显的“自治”色彩,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独特;社区服务的对象更复杂,治理难度更大,等等[②][③][④]。二是对“村转居”社区治理状况的观察分析以及治理模式的研究。就这一问题,多数学者从社区治理的视角进行研究,认为当前“村转居”社区的治理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体制不顺和公共服务缺失:居民、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居委会、党组织、政府等各个治理主体的职责和权限不明;“村转居”社区虽然在名称上、部分社区在组织架构上已具备了城市社区的外壳,但并未被纳入城市建设和城市社会管理的体系之中,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缺乏基本的保障。面对这些矛盾,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应将“村转居”社区建成以“自治”为主、其他主体进行支持的治理模式[⑤]。也有学者从社会资本视角进行研究,认为“村转居”社区实现良好治理的途径,在于继承原有的社会资本,并着重培育和提升新的社会资本,从而建立起一种以良好社会资本为基础的“共治”型的治理模式[⑥][⑦]

我们认为,当前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把握了“村转居”社区的“乡-城过渡性”特征以及在过渡过程中的主要问题,但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疏漏。首先,大多数研究者所关注的“村转居”社区仅仅是那些由“城中村”转变而来的,其实,这仅仅是“村转居”社区中的一个类型。其次,对于“村转居”社区特征的分析,片面地以成熟的城市社区作为参照系,而忽视了其历史沿革,没有从与农村社区的比照中把握其特征。再次,对于“村转居”社区治理模式的构想,一般都出于一种“应然”思维,往往认为这类社区具有更好的自治基础,应突出自治并以此为主要的治理模式。这种笼统的构想,并未清楚地阐释“村转居”社区治理模式的确立,应基于怎样的社区基础和条件?原来农村社区的治理资源和治理传统是否能够、又如何能够为新建立的“村转居”社区所继承和吸纳?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哪些经验能够移植和借鉴?因此,本文特别关注的问题是:处于乡—城过渡区间的“村转居”社区,究竟怎样的治理模式才是适宜的?

二、处于“乡-城”过渡区间的“村转居”社区

“村转居”社区是指原来属于“村民委员会”管辖的农村社区,近几年已经从农村的行政村建制转为“居民社区委员会”建制,但在内涵上还在逐步建构城市社区的组织架构、管理职责和管理模式的过渡型社区。在一些地区,“村转居”社区也被称为“村改居”社区或“撤村建居”型社区、或“村改社区”。我们的初步调研发现,广义的“村转居”社区应包括三个子类:一是“城中村型村转居”社区,即已经在行政建制上完成了撤村建居过程、实施村转居的“城中村”,但其社区景观依然属于较为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特征,社区范围内的土地性质既有国有土地,也有部分集体土地。二是“集中居住型村转居”社区,一般由地方政府主导的、主要由乡镇或街道甚至行政村实施的、在集镇和城郊地区建设的“农民集中居住”社区,这类“村转居”社区从景观上看,与城市集中开发建设的普通商品房小区完全一样,但其土地性质依然是农村集体土地,其居民不拥有政府颁发的房屋产权证。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地区、以及一些进行“城乡一体化”综合试点改革的地区,这类“村转居”社区较为普遍。三是“政府安置型村转居”社区,由各地政府规划建设的、以安置被征地农民为主的集中安置社区,这类社区的景观属于成片开发的城市新建住宅区,多数位于城郊,其土地性质已经国有土地,其居民享有完整的房屋产权。这三类村转居社区在一些地区(南京、成都等市)被笼统地称为“涉农社区”。

这三类村转居社区,以“城中村型”和“集中居住型”更为典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1)虽然拥有城市社区的建制和名称,但其管理和服务的对象既有新近脱农的“村民”,也有从各地进入社区定居或不定居的外来人口。2)其管理职责、具体事务具有鲜明的涉农性和过渡性。3)其治理模式和相应的组织形态既不同于纯粹的农村社区,也不同于成熟的城市社区,或者说,既保留了一些农村社区(行政村)的村民自治特征,也开始逐步吸纳城市社区的治理方式。

目前“城中村型村转居”社区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对“集中居住型村转居”社区的研究还很不充分,而在各地的城市化实践中,特别是发达地区,“集中居住型村转居”已经成为或者即将成为村转居社区中的主体,数量上往往比“政府安置型村转居”更多,分布也更为广泛,更具有代表性。因此,我们选择了一个典型的“集中居住型村转居”社区——南京市的复瑞社区[1]进行调研。20111月,我们首先对该社区的社区居委会主任进行了访谈;201110月,又对10多位拥有原行政村户籍的居民和8位通过购房入住本社区的外来居民进行了深度访谈。

复瑞社区位于南京市主城区西南的城乡结合部,2009年实施了“村转居”,由原来的“复瑞村民委员会”直接翻牌改为“复瑞社区居民委员会”,虽然其间已经经过居委会主任的居民直选和党委书记的党员直选,但管理人员构成基本未变,居委会主任由原村委会主任担任。该社区现有类似于城市居民小区的住宅小区7个,共有住宅楼127栋,都是2000年以来逐步兴建的,其中既有外来房地产企业开发的“小产权房”,也有街道和原来的村委会实施建设的“三集中”住宅,社区内目前居住用地的性质都为农村集体土地,因此所有住户都不拥有“房屋产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社区总面积1.3平方公里,其中7个居民小区占地大约0.5-0.6平方公里;村庄占地0.3平方公里,分布在村庄的居民小组共有14个,实际上是未经过三集中安置的、也还没有被政府征地拆迁的、还保留着农村房屋和居住形态的村庄;社区辖区内还有极少量零星农用地,但已无成片农田;原村集体企业遗留下的极少量厂房及其用地,用以出租。此外,紧邻本社区有一家大型国企,其土地为国有土地,不属于本社区。

实地调研发现,“集中居住型村转居社区”,具有以下一些鲜明的特征。

1.社区居民构成多元化。“集中居住型村转居社区”,其规划的初衷是为了对农村地区的村庄进行拆并,改变农民个人建房、相对分散居住的聚居方式。“集中居住”一方面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水平;改善了农民的居住环境;更重要的是,为建设用地紧张的地区缓解了用地压力。许多地区出现了若干大型的农民集中居住社区,用于安置村庄被撤并的农民。这类社区建设时,除了安置本乡镇、本村的农村居民以外,一般都有相当一部分住宅用于向社会出售。由于此类社区的土地性质属于“集体土地”,住房也属于“小产权房”性质,一般的购房者主要是购买力不强的“新移民”;以及本城中部分低收入群体。复瑞社区居住总人口为13040人,其中属于原行政村的户籍人口仅有2205人,其余大多数人口都是通过购买房屋进入的外来居民,其中既有外地进入南京定居的外来人口;也有南京城市中心区改造产生的拆迁居民;还有邻近该社区的城市新区开发产生的部分被征地农民,这主要是因为2004年之前,拆迁的货币补偿标准较低,很多低收入的拆迁居民获得的补偿款不足以购买商品房或政府建设的安置房,只能购买此类“小产权房”。此外,也有部分住宅被城市中产阶级所购买,作为多套住宅。另外,由于地处紧邻市区的城乡结合部,房租价格便宜,这类社区居民中还有大量的租住户。

2.社区意识呈“真空化”。社区意识是居民对所居住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权益感和责任感。社区意识淡薄是当前中国城市社区的普遍现象,而农村居民一般对自己所居住的村庄还是具有相当清晰的社区意识。但在“集中居住型村转居社区”中,居民的社区意识却极为淡薄,甚至比城市社区更为淡薄,可谓处于“真空”状态。一方面,因为这类社区的居民入住时间较短,对于原村民而言,以这种被动的、突变的方式进入了一种全新的居住方式,他们曾经是空间的支配者,而现在则急速地变为受空间支配和约束,社区环境的整洁美观短期内无法冲淡这种被支配感,更不能自发地促成其内心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原村民、外来购房者、外来租住户共同构成了这类社区的居民,其来源的多元化决定了这几类居民之间实际上形成了几个相互隔离的居民群体。原村民之间以及原村民与社区管理者之间虽然还是熟识的,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来村庄中的传统联系,但城市化的居住形态和社区空间格局,已经极大地削弱了原有的传统联系,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熟人社会了,而是一个熟识度极大降低的“半熟人社会”,对社区管理者的性质定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访谈中,复瑞社区的梁某就认为,“社区的奚主任虽然本来是我们村的人,但他现在已经是公家的人了”,像这样把社区管理者视为“公家人”的看法在这里相当普遍;他们甚至认为,自己转为“居民”后,也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了。居民潘某在访谈时说,“现在不是城市化了吗,不是有政府吗。”此外,由于这类社区住房的“小产权房”性质,外来购房者无法获得户籍,当地城市实行的“购房入籍”政策对其并不适用。尽管居民的就业以及日常生活中主要问题的解决并不依赖于户籍,但户籍依然是城市居民获得基本公共服务(义务教育、居民医保等)的关键依据,并且是塑造“本地人”意识和社区意识的重要力量。

对于社区管理者而言,他们所认同的“本社区人”也并不包括那些购房或租房进来的“新居民”。社区奚主任说,“现在社区要管的人和事太多了,其实真正我们的人也就2205个,但是那些住在这里的人都要我管。去年一个上访的,其实又不是我们的人(指不是原来村里的人,作者注),他是原来临江乡拆迁的时候买了我们这里的房子过来的,但他一上访,就要我们去追他,如果追不回来,我们的工作考核都会有问题,年终分配也会有损失。这种事很多,搞得我们很头疼”。

所以,无论是原村民就地转化的“居民”,还是新进入此类社区的外来人,以及社区管理者,社区意识都处于空白或模糊状态。在这种社区中,居民基本已经丧失了传统的农村社区意识,也未确立起城市社区意识(例如购买物业服务等),可以说是当前城乡社会中最为典型的“社区意识真空”地带。

3.社区配套设施不健全。“三集中型村转居社区”都处于城市郊区,土地也多属于农村集体土地性质,一般由当地乡镇或街道、甚至村里实施具体的建设工程。尽管小区内部也有一定的绿化设施、公共设施和公共空间,例如儿童游乐设施、居民运动和休憩设施。但因为多数此类社区并不属于政府近期规划和实施的开发区域,更不属于市政设施覆盖范围,小区外部的公建设施则严重不配套。乡镇、街道甚至村里一般通过各种渠道建设了道路,解决了供水和供电问题,但燃气、公交、学校、医院等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机构的配套基本上超出了街道和村的能力范围。复瑞社区通过向邻近的大型国企募集部分资金解决了周边的道路建设,居民的自来水和电力也是向该企业协商购买的,但还是没有实现完全配套。居民的管道天然气几年都无法解决,经过街道和区里多次协调,直到201110月,社区内部分住宅楼才开始得以接通天然气。社区的公交也是由街道自行购买了数辆公交客车,交由市公交公司营运,才得以开通了该社区到市区的公交专用线路。对于此类社区而言,既处于公共设施的配套建设规划之外,也在现有的城市建设和管理体制之外。其配套状况主要取决于街道和社区委员会(或村委会)的工作力度。

4.公共服务缺失。城市居民需要在社区范围获得的公共服务主要有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在已经实施了“村转居”建制变更的社区,部分已经配备了“社区工作站”,用于办理社区居民的居民医保、低保申请、就业服务等基本的公共服务。但一切公共服务的供给都是以户籍为依据的,“集中居住型村转居社区”的居民,除了原村民依然拥有本社区的户籍,其他居民因为其住房的“小产权房”性质而没有本地户籍,自然地被排除在公共服务之外。至于义务教育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该社区诸多无户籍的居民,这也超出了社区甚至街道的职权范围。

总之,无论在空间区位上,还是在管理体制中,“村转居”社区都处于“乡-城”过渡区间,这些社区虽然来源于农村社区,但已经基本丧失了农村社区的内部联结,农村社区曾经拥有的治理资源和治理传统虽然还有部分在延续,同时也在快速消逝之中;虽然已经在外观形态上初步具备了城市社区的外形,但不具有城市社区的内涵,依然处于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之外。因此,这类社区有着其独特的治理需求和治理方式。

三、“以村为主”的兼容式社区治理

1.兼具城乡的管理需求。当前中国城市社区中,除了居委会选举之外,日常管理主要包括物业管理、公共服务以及一些社区事务的议决和执行。其中物业管理按规定应由居民自行出资向市场购买,即聘请物业公司,按照市场规则运行;公共服务则由政府提供,主要由社区居委会或社区工作站承担,具有行政管理性质;社区事务的议决执行则一般由居委会或业委会主导、居民共同参与,属于居民自治范畴。而农村社区则以村民自治为主,政府并不直接参与村庄事务的管理,只是提供政策框架;市场力量基本上没有介入农村社区的日常管理。一般而言,村庄事务包括村庄中各项公益事务、村民权益分配以及经济发展。村长选举、土地发包和调整、修桥铺路、保安保洁、绿化维护、征地补偿款的分配、纠纷调解、集体经营项目的招商和投资、集体资产的管理和运营、集体收益的分配等都在其中。

在村转居社区中,一方面,属于原来的村庄事务或多或少地继续保留着,很多村转居社区中的集体资产还在运营之中,集体收益每年还会在“原村民”间进行分配,复瑞社区的2000多名户籍人口,2010年每人约有数千元的年终分红;许多公共设施还需要自行解决,例如,因为社区的集体土地性质,该社区的供水供电供气和道路,不属于市政设施,所以不是城市政府的职责,而是社区的管理事务。此类管理事务,在成熟的城市社区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作为城市社区的管理事务也成为其日常的管理内容,主要是公共服务、物业管理以及各种行政性事务。村改居之后,新增的公共服务主要有居民低保、老年生活补助、居民医保、失业登记、就业信息等事宜的申请、登记与办理;还有综合治理、各种创建活动的落实、帮扶弱势工作的开展等。此外,很多社区事务属于社区居民自治的范畴,例如社区公共设施的维护、公共空间的使用、公共规则的议定等。

所以,从管理需求上看,村庄的管理事务还在延续;城市社区的管理需求已经凸显,需求更加复杂且多样化。

2. 以“村”为主的管理定位。这是指村转居社区中,原村委会是主要的管理力量,而原村民也是其主要的服务对象。虽然村转居社区已经被纳入城市社区管理的范畴,日常运行也要求按照城市社区的方式进行,例如物业管理和居民自治。但村转居社区管理的本质,依然是以“村”为主。其一,社区居委会,必须依托原村委会的管理人员,其他人员难以在这类社区开展工作。从村民新进演变而来的社区居民,对于居委会这一组织并未产生基本的认同、信任与支持,而是因为原村委会成员属于自己的熟人圈,才与其进行必要的交流与合作。因此,在2010年的社区居委会选举中,参与选举的居民绝大多数是原村民,原村委会奚主任毫无悬念地当选了新一届的居委会主任。其二,社区居民中,能够或多或少地具有基本的社区意识、有意愿并且有资格参与一些社区事务的,也主要是原村民。从人口比例看,复瑞社区原本村户籍的人口仅仅只占到社区总人口的17%,但管理上依然是以“村民”为主的,原村民的需求更能够得到响应和满足,由政府向社区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只面向拥有户籍的原村民,无户籍的社区居民仅仅是分享了街道提供的物业服务而已。原村民尽管社区意识也十分稀薄,但“本地人”的意识还是十分清晰的,并且具有较高的利益关联度。而外来的新居民,即使有参与意愿,也因为户籍壁垒难以参与社区事务。例如选举,只有户籍在本社区的居民才有当然的选举资格。一位在复瑞社区买房定居的夏先生说,“我是安徽过来的,在这里买房也好几年了,但不给落户口,我总不能为了选个居委会主任专门跑回老家去开个证明吧;再说了,选不选举其实跟我们这些外来户关系也不大。”

3.行政力量高度介入的治理方式。当前城市社区的治理格局属于行政主导下的多元治理;农村社区则是以村民自治为主的治理方式,除了选举和土地属于必须的管理事务,其他事务的管理,例如发展集体经济等,则要看各个村所拥有的资源状况和村委会的管理能力,弹性极大。因此农村各地、各个村庄的治理水平差异极大,有些村村容整洁、乡风文明、村民富裕,有些则垃圾围村、治安不良。

在实行了建制变更的“村转居”社区中,一些公共服务,因其属于政府职责,主要由街道承担,有些政府职能部门也可能派出协管员进入社区工作站或居委会。多数村转居社区都设有一站式的服务大厅,主要办理居民的就业和社保等事务。但物业管理就较为复杂,依据现行的法规和政策框架,物业管理不属于政府职能,而是市场性质的服务项目,应当由居民自行购买。但这些住进高楼的“村民”们,并不具有购买物业服务的意愿、意识和习惯。但集中居住后的、类城市化的高密度社区,卫生和公共空间无法再像村庄一样可以由自然净化,必须实施规范化的物业管理。在此情况下,唯有行政力量给予扶持,复瑞社区和南京市其他村转居社区和城市中的老旧小区一样,由街道聘请的物业公司为此类社区提供三年的物业服务,复瑞社区所在的街道,为了向街道内各个非商品房小区提供物业服务,每年此项补贴共需300万左右。

原村庄事务的延续则自然地由居委会承担;其他管理事务推进的程度,则主要视居委会向街道、驻区单位以及其他组织机构寻求资源和支持的力度。居委会既需要接受街道的工作考核,也需要回应并设法满足居民的服务需求。在村转居社区中,由于社区居民尚未熟识和整合,以及社区意识的“真空”状态,社区居民进行自治管理的作用十分微弱,既弱于农村的村庄,也弱于成熟的城市社区。自治事务与活动的开展十分困难。

在此种背景下,村转居社区要有序地步入日常运行,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行政力量的高度介入。而此类社区的居委会,虽然也设法动员居民、主要是“原村民”参与一些自治性事务,但居民并非其主要依赖的对象。作为从行政村演变而来的社区,依然有规模不等的集体经济,但这部分收益并不能直接用于现有的社区建设和管理,因为其所有权和受益权是原村民。目前在复瑞社区,部分集体经济收益用于原村民的分红,大部分已经被统一纳入街道管理。集体经济收益水平是街道考核社区干部的重要指标之一,并且与其收入分配直接挂钩。可见,社区居委会非但不能超越行政指令,而且要向街道和有关行政部门寻求支持以开展管理工作。因此,“行政化”依然是其基本特征。

四、村转居社区治理模式的可能走向

通过对复瑞社区的调研,我们发现,村转居社区已经初步具备了城市社区的居住形态和组织形态,急需依照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实施管理;但因为复杂的居民构成、稀薄的社区意识以及更加繁杂的社区事务与多重的管理需求,怎样的治理模式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有待于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逐步探索。

前文分析表明,村转居社区需要建立一个适应其多重管理需求的复合型治理模式。在此,既无法简单套用行政村的“村民自治”模式,也不能直接切换到城市社区的“行政管理主导”模式;但又必须合理保留“村民自治”中的适用部分,也必须引入“行政管理主导”中的相关办法,同时需要积极推进“居民自治”。具体说来,对于那些只针对“原村民”的管理事务,就必须继续沿用“村民自治”方式。但在社区管理体制和社区工作网络的构建上,则需要按照城市社区的同等标准进行配置。对于社区自治的推进,则需要建立合理的社区自治体系,建立与基层党委、政府、社区成员单位、社区居民之间的对话协商与共建协调机制。

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从“村民自治”直接切换到“居民自治”的过程。对于异质性增强、社区网络不再紧密、社区意识稀薄并且治理能动性薄弱的村转居社区而言,首先面临着迫切的社区重建问题。村转居社区,本质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城市化和城市生活异质性对社区生活的冲击以及对社区演化的影响,始终是社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西方经典社区研究所关注的焦点。齐美尔和沃思就曾提出“社区失落论”,认为城市社会中,传统社区的内部联结和邻里关系已经消逝,不复存在;亨特、刘易斯和甘斯则主张“社区继存论”,认为社区居民依旧紧密亲近;费舍尔、韦尔曼和雷顿却持有“社区解放论”,指出现代社区人们的日常交往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地域空间界限,建立了不受居住区小圈子束缚的多重社会关系[⑧]。无论这三种观点如何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具有共识的,即城市化所导致的社区成员异质化,对社区内部的社会网络和关系联结确实具有明显的破坏性[⑨]。具体到村转居社区,居住方式和社区形态的变化,都是在外力直接推动下的急速变迁过程,居民的异质化过程也并非渐进的,而是突变式的。这种社区演化方式,传统的社会网络和关系所遭受的冲击和破坏可能就更为剧烈,最有可能经历的是一个内部联结断裂、传统失落的过程。所以,村转居社区首先需要的是重建和新的整合,通过社区事务的共同参与,重塑社区意识,促使社区居民的熟识、融合、信任与合作,提升其参与社区事务的意愿与能力。

在社区重建的过程中,行政力量是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对于这一问题,学界有明显分歧,既有“行政推动无益”的观点,也有“行政推动有助”的看法。前者认为,城市社区的很多“自治”活动,实际上并非出于居民自身的需求和自觉行动,而完全是“上面”所要求履行的工作,例如选举居委会。像直接选举之类的自治活动,并没有带来邻里社会资本的发育与草根民主的形成,也并不意味着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有力形塑。由来自“上面”的行政力量所推动的直接选举,对于社区而言,不过是一项比较麻烦的任务而已,一旦任务完成,则一切又复归原状[⑩]王小章也指出,时下的社区建设活动本质上依然是政府的行政行为,并不是社区居民的自觉行为,并不意味着居民从中生发出明确的自治意识和社会自主性[11]当然,持“行政推动有助”观点的人则认为,只要选择适宜的制度框架,国家介入是可能有利于社区内邻里社会资本的生成的[12]。从城市社区的治理实践看,虽然行政力量下社会自主性的发育十分缓慢;但毕竟近十多年来,在一系列的社区管理活动中,社区居民对本社区事务的关注程度确已有所提高,尽管其中含有一定的被动成分。事实上,对于中国的社区而言,政府与社区之间的边界应如何确定,确实无法克隆公民社会高度发育的西方社会;而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政府和其他机构之间的交流、熟识、信任与合作,必然需要通过一定的活动以及事务作为介质和载体来逐步培育,政府往往是这一介质和载体的有力提供者。村转居社区的居民,要实现从村民、居民到公民的转变,也需要多重力量的积极引导和持续推动。因此,我们认为,在社区重建的初始阶段,不应简单地将行政力量视为一种阻力,实际上是一支应发挥积极作用的助力。

由此看来,建立能够兼容“自治”传统的“共治”模式,可能是“村转居”社区实现有效治理的基本方向。而具体的治理模式,实际上蕴含着多种可能性。在那些本土性的治理资源丰富自治传统深厚且能够得到有效继承的村转居社区,行政力量就可以尽可能少介入甚至不介入,社区可能较快地走上自治为主的治理轨道。而类似于复瑞社区这样具有明显断裂特征的村转居社区,社区重建进程如果不顺,行政力量的适度介入可能是此类社区有序运行的基础,可能将不得不采用“行政主导”的管治模式;如果能够较好地实现社区重建,则行政力量会随之逐步后撤,兼容自治的合作治理则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 按照学术规范,这里对具体的社区名称以及相关被访人员的姓名都进行了匿名化处理。鉴于用汉语拼音缩写代替真名会极大地破坏文字的连贯性和阅读的流畅性,本文采用重新命名的方式进行匿名化处理。



[①]陈建胜:《社会资本视野下的“撤村建居”型社区治理——以杭州的实践为例》,《调研世界》,2010年第11期。

[②]万雪芬:《“村改居”社区转型期自治模式探微———以杭州市西湖区为例》,《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2期。

[③]中共成华区委党校课题组:《完善涉农社区治理 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④]操世元、王永胜:《“村转居”社区:特点、问题与建设方向》,《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⑤]高灵芝、胡旭昌:《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村民自治”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

[⑥] 同⑤。

[⑦]丁煌、黄立敏:《从社会资本视角看“村改居”社区治理》,《特区实践与理论》,2010年第3期。

[⑧] Wellman, Leighton1979“Networks, Neighborhoods, and Communities: Approaches to Study of the Community Question”, Urban Affairs Quarterly 14.

[⑨] CharlesNickie & Charlotte Aull Davies2005,“Studying the ParticularIlluminating the GeneralCommunity Studies and Community in Wales.Sociological Review 53.

[⑩]桂勇:《邻里政治:城市基层的权力操作策略与国家一社会的粘连模式》,《社会》,2007年第6期。

[11]王小章、王志强:《从“社区” 到“脱域的共同体”——现代性视野下的社区和社区建设》,《学术论坛》,2003年第6期。

[12]刘春荣:《国家介入与邻里社会资本的生成》,《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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