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趣味和智慧

　　在开明派的精神建构中，儒家文化占了很重的份量，笔者曾经在《君子人格的追求》[[1]]一文中对此进行论述。但这决不是全部。否则，我们将遇到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即儒家文化经世致用的入世精神，配合先忧后乐的忧患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进取心，和舍身取义的牺牲勇气，造就的往往是文天祥、史可法那样宁折不弯的不贰忠臣，是岳飞、袁崇焕那样驰骋沙场的悲剧英雄，但这显然与开明派的风格有相当距离。一方面，他们对现实政治尤其是党派政治始终保持相当距离，甚至对任何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集团包括文学集团也敬而远之；另一方面，他们崇尚生活的艺术化，看重个人的自由意志，强调个人精神生活的内在化、雅致化，追求雍容、平淡、中和的人生境界……凡此种种，都使得他们比起那种纯然阳刚硬朗、大开大阖的风格要机巧柔和得多、含蓄稳健得多、有韧性得多。这体现了他们独特的行世方式和生存智慧，即以生活艺术化、心灵化的方式来释放心灵的苦痛。总之，他们不是辣得呛人的白干，不是夏日正午的骄阳，不是嵯峨峥嵘的峭壁陡崖，不是摧枯拉朽的狂风骤雨，他们是回味悠长的花雕，是林木葱茏的春原，是润物无声的清明雨，是秋日黄昏的下午茶。显然，在儒家文化之外，他们的精神建构中还有着其他的支撑点。
　　也许，这牵涉到江南文化的风调和特质，牵涉到他们作为江南文人的文化属性。
　　说到江南文化，人们立刻会想到昆曲、越剧、吴歌、评弹、茶艺、陶瓷、苏绣、烹饪、建筑、园林……，感受到其清新柔美的格调和温文尔雅的风韵。确实，江南的一切无不给人以柔婉雅致、灵思巧构的感觉，即使是经济生活中的农耕、蚕桑、纺织、手工等也以精工细作见长，江南中心地区的吴语至今仍被称为“吴侬软语”。而如果对构成江南文化核心的江南文人文化作更深一层的考察，更可以从其文人画和文学艺术中把握其追求自由放逸的生存智慧和雍容中和的人生境界的独特质地。无论是清新温雅，还是放逸雍容，它所体现的是江南文化对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理解和定位。这种独特的风韵和质地固然与江南秀丽的山水、崇文的风尚、务实的观念，开通的风气分不开，但更主要的在于江南山水风物与经济政治等多种元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在于江南文化形成过程中人对环境的一种抗争和调适。
　　梳理自太伯奔吴以来的江南文明发展史，可以发现一条明显的脉络，那就是经济与政治的相反相成。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政治的失败，甚至说政治的失败成就了经济的繁荣。江南的经济，得益于温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和勤劳的民风，也得益于江南政权的柔弱。江南的政权，无论是试图问鼎中原的战国豪强，还是以后众多只图偏安一隅的地方割据，总处于弱势地位，总难免在与中原政权的角逐中被消灭的下场。数千年间，仅在号称“帝王之都”的金陵建都的政权就近十个，但这些政权却无一例外的短命。这种弱势使得江南的君王缺乏一统天下的强悍政治欲望，只满足于维持小朝廷的偏安，从而减少了对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金戈铁马、杀伐兵燹，使江南的经济社会得以稳步发展。但政治失败的阴影却也由此被植进江南文化的记忆深处。魏晋以降，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南迁，如魏晋、南北朝、唐中叶、南宋等时期，促成了江南经济的大发展，只是南下的中原豪门士族，都是在政权角逐中被判出局的失意者，他们在政治方面的远大抱负和利用经济实力东山再起的所有企图，都始终受到来自中原政权的强力打压，最终成为一枕黄粱。这种来自政治失败的创痕和无法恢复昔日尊荣的隐痛，构成了江南文化的一个独特背景。
　　在这样独特的社会生态环境中，江南文化尤其是江南文人文化便沿着在政治挤压下追求生命自由的轨迹前进。毫无疑问，江南文人文化中同样存在着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追求，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表白，都体现了江南文化中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忧国忧民的天下情怀。只是，江南文人的政治诉求却总是遭到朝廷的猜忌和防范。朝廷除了通过远重于其他地方的赋税来从经济上制约江南而外，更对江南的文人严加管束控制。明代的东林党案，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其迫害对象主要都是江南文人。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诗句，正表达了这种沉痛的感受。这种环境逼使江南文人对于体现着权力、意识形态和秩序规范的政治采取一种不即不离的姿态，甚至呈现出一种疏离的趋势。于是，他们更多地到老庄之学和佛学中去汲取思想资源，到大自然和艺术中去寻找精神寄托。他们退回到内心世界，在对人性和心灵的体验中寻求人生的自由境界，在对身边事物和个人趣味的赏玩中去享受智慧的愉悦。他们对生命的感悟对个性的追求，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更多地通过文学艺术去释放，通过对生活的艺术化追求去实现。而江南发达的经济恰恰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支撑，江南的青山绿水更为他们抵御人生压迫、舒缓精神紧张提供了最适宜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人格精神得以伸展，他们的个性智慧得以张扬，他们的审美触角被打磨得愈发敏锐，而现实世界的纷扰则被拒于一定距离之外。从某种角度来看，江南文化典籍之众多，江南文学之繁盛，江南文人画之发达，江南艺术门类之丰富和水平之高，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多为江南人士，正与这种独特的文化生态有密切关联。
　　至此可以判断，本质上，江南文化是一种儒释道都有相当比重但更偏重后两者的复合型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追求理性、认同权威、热衷秩序不同，它更多地体现着生命精神和个性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它不是一种理性文化，而是一种生命文化，一种凸显着智性特征和艺术趣味的文化，这在江南文人文化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与北方黑土地文化、草原文化等质朴、强悍、豪放、热烈的文化类型不同，它有着江南的水的清新柔美蕴藉灵动，也有着江南的水的悠闲柔弱，是一种水的文化。这样一种文化，它的文化基因，必然通过世代的积累遗传给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作为江南文人，开明派作家自幼便受到这种文化的深深熏陶，他们的生存方式和思想情感都打着江南文化的深深烙印。但困难在于：要通过他们的言论直接指认他们作为江南文人的文化属性并非易事。因为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社会剧烈转型所带来的王纲解钮、伦常废弛的状况和新旧文化的激烈斗争，为包括江南文人在内的所有新文化人搭建了广阔的人生舞台，而“五四”思想解放、个性觉醒的时代浪潮和狂飙突进的时代氛围，更赋予了他们深重的历史责任，所以在时代需求和现实可能两方面，都推动着他们走向社会。在时代的召唤下，也在青春热情的鼓舞下，他们愿意有所作为而且实际上也介入了社会实践，因而在外显层面，从个人对于社会所选择的文化态度文化行为的角度，反而较多地表现出儒家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但江南文化作为他们的一种文化底色，依然渗透在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深刻地左右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
　　开明派文人对于江南有一种特殊的迷恋，迷恋它的青山绿水白墙黑瓦，迷恋它的用龙井花雕、用清明雨杨柳枝、用幽深的小巷和墙脚的青苔所晕染出的那种独特的氛围。所以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等人，用大量笔墨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江南的佳山丽水和自然风土，《藕与莼菜》、《长闲》、《白马湖之冬》、《扬州的夏日》、《忆儿时》等众多篇什，正传达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无限眷恋。除了类似抗战这样的大变故，他们从不愿离开这片土地，即使不得已离家也总是匆匆而返，譬如叶圣陶。在开明派同人中，朱自清的环境适应能力相当强，所以他能长期待在北京并且宣称自己“爱北平”[[2]]，只是他爱北京的理由——“闲”——却道出了江南文化与之相通的地方。更何况，尽管在北京生活多年，但在内心深处，在情感倾向和审美倾向上，他更爱的还是江南。到了北京，他便不由自主地怀念“我的南方”，称那是他的“山乡水乡”、“醉乡梦乡”[[3]]。他怀念南方的生活，南方的亲友，甚至南方的水。他抱怨“北方和南方一个大不同”，“就是北方无水而南方有”[[4]]。这并不是简单的个人生活习性问题，因为“水”在江南文化中有着独特的说不尽的意味，既是江南文人的生活环境，更是江南文人审美对象和情感载体。自古至今，无数的江南文人歌咏了无数的江南的水，留下了无数的美妙篇章。定居北京后朱自清散文写得最多也最好的，如《荷塘月色》、《扬州的夏日》、《冬天》、《白马湖》等，总离不开江南，也总离不开水，江南的水。到了晚年，他更直接自称“我是扬州人”。家乡的感召和其中所蕴含的自然的感召体现了一种精神的伸展和心灵的放纵，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对开明派这样的江南文人具有永恒的归宿性的意味。
　　迷恋江南水土的背后，是他们对于江南文人那种质地雅致精巧、姿态雍容悠闲的生活方式的高度认同。这种生活方式的内容很丰富，但其中一个重要的价值向度，是艺术和对艺术的审美感知能力，并且将日常生活纳入艺术观照的视野，玩味其中蕴含的艺术趣味和人生境界，将生活和艺术融为一体。夏丏尊说：“艺术的生活原是观照享乐的生活，在这一点上，艺术和宗教实有同一的归趋。凡为实例或成见所束缚，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与艺术无缘的人。真的艺术，不限在诗里，也不限在画里，到处都有，随时可得。能把他捕捉了用文字表现的是诗人，用形及五彩表现的是画家。不会做诗，不会做画，也不要紧，只要对于日常生活有观照玩味的能力，无论如何都能有权去享受艺术之神的恩宠。否则虽自号为诗人画家，仍是俗物。”[[5]]他们把这种富于趣味的、充满智慧的、彰显个性的、艺术化了的生活，看作一种人性和人生的把握方式实现方式，朱自清把它概括为可以体悟心灵奥秘、洞察生命价值、获取人生真趣并养成“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的“襟怀”的生活。[[6]]丰子恺是个周身充满艺术趣味的人，他不仅以绘画、音乐等体现对艺术的追求，更把这种追求放射至身边的事物，渗透进日常的点点滴滴，“小杨柳屋”的命名，“丰柳燕”的外号，都体现了这一点。譬如，他对书房的布置颇为挑剔，总不停地折腾家具，他说：“我……把几件粗陋的家具搬来搬去，一月中总要搬数回。搬到痰盂不能移动一寸，脸盆架子不能旋转一度的时候，便有很妥贴的位置出现了。那时候我自己坐在主眼的座上，环视上下四周，君临一切。觉得一切都朝宗于我，一切都为我尽其职司，如百官之朝天，众星之拱北辰。……我统御这个天下，想象南面王的气概，得到几天的快适。”[[7]]他甚至给自鸣钟刷上天蓝的底色，添上几枝绿柳，再在指针上贴上两只飞燕。于是，在飞燕的穿梭往返中，实用与审美获得了完美的融合。显而易见，这种对生活趣味的捕捉，这种苦中作乐、陋中求雅的情致，从骨子里散发出江南文人的人生风度。
　　并非因为丰子恺懂艺术才有此表现，这在开明派文人中是一种普遍现象。朱自清爱赏花，叶圣陶学吹笛，至于夏丏尊，与丰子恺更是毫无二致。朱自清说过：“有一位S君，却特别爱养花；他家里几乎是终年不离花的。我们上他家去，总看他在那里不是拿着剪刀修理枝叶，便是提着壶浇水。我们常乐意看着。他院子里一株紫薇花很好，我们在花旁喝酒，不知多少次。”[[8]]“丏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磁，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9]]而夏丏尊的《长闲》，更水灵灵地描画出自己力图挣脱江南文化的氛围却不能够的苦恼。作品所表现的江南文人生活方式的魅力和自己甘愿受其魅惑的心理，透露的是他们对生活的精神品质和审美趣味的看重。
　　这种注重个人的精神趣味、追求生活的艺术质地的江南文人生活方式，深刻地介入和规定了他们的社会存在方式和现实进入姿态。离开这种纯粹个人化的文人生活，进入纷纷嚷嚷的现实世界，他们的表现就不再随心所欲游刃有余。在反对旧道德传播新文化方面，他们以温和稳健而认真执着的努力，承担着对社会的道义责任，也实现着对人生的把握方式。而一旦进入与政治相关的敏感领域，他们就表现得格外谨慎，通常是以不即不离的姿态作壁上观。对于1920年代后期沸沸扬扬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朱自清写有长篇论文《关于“革命文学”的文献》，可文章通篇仅作审慎的纯客观介绍，对其中的“是非曲直”一概“置之不论”，因为作者的立场就是“我是还不希望加入这种文艺战的”[[10]]。在私下场合，朱自清说得更直接：“拿笔杆的人，最好不要卷入任何圈子里去。”[[11]]这种态度，典型地体现了江南文人与现实保持距离的生存策略。他们对文学如此，对政治更是如此。北伐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人拉朱自清加入国民党，理由似乎很充分——正面的是入了党大有可为，负面的是“将来怕离开了党，就不能有生活的发展；就是职业，怕也不容易找着的”[[12]]。可即使如此，仍然被朱自清拒绝了。有意味的是，后来有人要叶圣陶加入共产党，也被叶圣陶拒绝了[[13]]。共产党是革命党，而1927年初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国民党同样是革命党，可见，问题的实质不在这些政党的宗旨或信仰，也不完全在于个人的利害得失，而在于对于开明派这样的江南文人来说，远离政治是他们本能反应，是他们来自于江南文化遗传的一种处世之道和生存智慧。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那种政治搏杀异常尖锐的环境中，开明派文人始终远离党派政治，在文坛历次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论争中，开明派文人也始终保持缄默，置身事外，其根由便在于此。
　　他们顽强地抵拒着现实世界的纷扰和政治的挤兑，以低调的“灰色”的面貌行世。这无疑是退隐的，也显出几分柔弱，但也正是如此，他们才能为自己的心灵保留一份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们的个人意志得到伸展，他们的感性经验得到尊重。朱自清清醒地看到，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一员，拒绝加入政党对他也许意味着“促进自己的灭亡”，但他宁愿如此：“我在Petty Bourgeois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论理，与行为的方式，在在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我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Petty Bourgeoisie的。离开了Petty Bourgeoisie，我没有血与肉。我也知道有些年岁比我大的人，本来也在里Petty Bourgeoisie的，竟一变到Proletariat去了。但我想这许是天才，而我不是的；这也许是投机，而我也不能的。”[[14]]他的这种几近固执的坚守，是对那种政治投机客的不屑，更是对自己生活和心灵逻辑的服从，对个人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看重。
　　开明派文人遵循着自己的行世原则，不屈从于外界的压力，在生活中如此，在艺术中也如此。他们对生活的描写总是出自个人的情感经验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审美理想，不去理会流行观念和理性原则。叶圣陶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真切地描写了大量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暗淡无光的小人物，也在作品深处表达了对“爱，生趣，愉快”[[15]]的向往。于是有人从现实主义的理念出发，称他为“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地、写实地、描写着灰色的卑琐人生的”[[16]]现实主义作家，也有人从革命的政治立场出发，指责他的创作有“灰色感受的气分”和“虚无的倾向”，称他“是中华民国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17]]。对于这些外在于他的创作实践的封号，无论是否带有偏见，他都不予理会。他自己说：“我不大懂得什么叫做写实主义。假如写实主义是采取纯客观态度的，我敢说我的小说并不怎么纯客观，我很有些主观见解，可是寄托在不著文字的处所。曾经有人批评我厌世，我不同意，可没写什么文章，只把一本小说集题作《未厌集》，又给并无其处的斋名题作‘未厌居’。”[[18]]柔弱，却并不逆来顺受，低调，却有自己的准则，这大约就是开明派文人立身处世的基本立场。这种立场固然无法造就搏击中流的弄潮儿或登高一呼的时代英雄，却保证了开明派文人精神世界的丰富完整，说不上热烈，却格外绵长，不显露锋芒，却格外坚韧。开明派在文化教育领域始终坚守启蒙立场，为青年的全面健康发展奋斗那么多年不动摇不走样，与他们身上流淌的江南文化的血液有着密切的关联。
　　强调开明派与江南文化的关系，旨在说明在开明派的自我精神发展和文化建构中有着多种文化元素。它们共同作用于开明派文人的精神世界，从而造就了开明派文化立场和文化行为的不同寻常。当然，不同的文化元素有着不同的作用方面，大致说来，他们以儒家文化为立身之本，通过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实践来体现对君子人格的追求和对社会承担的道义；他们又以江南文化为性情之求，通过对自由意志、自由境界和人性道德理想的追求来丰富人生内涵，来体现人的自由本质和生命价值。这种人生坐标的设置，使开明派在个人与社会、趣味与使命、出世与入世、独善与兼爱之间，获得了奇妙的平衡协调。前者的积极有为，引导着开明派文人对人的自由本质和生命价值的追求不陷入虚无或自了；后者的丰富完整，保证着开明派文人对社会理想的追求不走向偏激狭隘和人性的异化。而开明派也以此将自己带入了更高的人生境界——江南文人文化理想的雍容中和之境。
　　
　　On the Spirit Structure of the Liberal School Once Again
　　
　　Abstract: Scholars of Jiangnan district set store by the personal spirit temperament and art quality of living. This kind of living mode deeply restrict and stipulate social expression mode of Liberal School Scholars: keeping distance with actual politics in exchange with the space of their heart and art. This cultural position of the golden mean safeguards the abundant and satisfactory of Liberal School Scholars` spirit world.
　　Key Words: Liberal School Scholars; Spirit Structure; Jiangnan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