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扬州与文人治生和经商

　　明清时期，扬州之地，文人荟萃，其中有许多文人治生或经商于此，他们从事治生的方式多种多样，而且一些外地和本地的文人在扬州或佐人经商，或亲自参与经商的大潮中，呈现出自己的特色，与一些在扬州的商人亦多有往来，成就了扬州一时之人文胜景。本文就此现象作一考察和分析。
　　
　　一 文人的治生途径
　　
　　明清时期，扬州已成江南经济巨镇，又是南北方的大都会，故而四方商贾辐辏，文人荟萃，成为时人治生或经商首选地之一，如清代安徽休宁人孙无言曾感慨地对涂子山道：
　　“广陵为南北大都会，四方商贾辐辏，仕宦游侠买田长子孙者十余万家，舟车过其地，僦廛而食者，先后踵相接不绝。广陵故利薮，豪俊非常之人失志无聊，恒就利以自养，而天下之欲因是以愿见其人者，又往往寄迹于此。故广陵非独商贾仕宦之都会，亦天下豪俊非常之人之都会也。”[1]当时的扬州亦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之一，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墨客来扬州：“广陵据南北之胜，文人寄迹，半于海内。”[2]
　　寄迹于扬州的文人，有许多是由于“失志无聊，恒就利以自养”，从事于治生，世风亦促成嗜食好利的风气蔓延，文人除了仕宦一途外，多汲汲与谋利，郑板桥曾在《范县署中寄舍弟第四书》中对文人的这种汲汲于仕途和谋利的行径大加鞭挞，将历来倍受尊崇的“士”置于四民之末：
　　“我辈读书人，入则孝，出则弟，守先待后，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所以又高于农夫一等。今则不然，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其不能发达着，乡里作恶，小头锐面，更不可当。夫束修自好者，岂无其人？经济自期，抗怀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为坏人所累，遂令我辈开不得口；一开口，人便笑曰：汝辈书生，总是会说，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说了。所以忍气吞声，只得捱人笑骂。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之末也！”[3]
　　这些文人的治生途径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或依靠自身的一技之长取利自养，或寄迹、依托于豪门富室，不一而足。他们或仅能维持生计，或藉此达到己身的目的。
　　（一）依靠自身的一技之长治生自养。文人向来文弱清高，多以文人自身的特点，或通过授徒取得束修，或以通过为人作书绘画等文化技能谋取衣食。另有部分文人通过其它手段从事治生.,甚至从事一些被传统文人认为是低贱的行业。
　　作为经济和文化巨镇的扬州，向来有重视文化的传统，无论豪门富室，还是平民百姓，在文化和对子女的培养上，十分尊重文人墨客，在扬州的文人，常常是通过做塾师获得束修或为书院讲习获得膏火银。如吴兴人姚世钰，“以贫困授徒江都”[4]；成都人费密，来到扬州后，“授徒卖文以自活”[5]；江都人宗元豫，在其父死后，不求仕进，隐于兴化之师古潭，以诵读诗书为乐，但生计遇到了困难，只好从事于治生：“以贫返江都，授徒自食。”晚年多病，后死于京口[6]。又如高凌云，初家瓜洲人，后迁入扬州，少补诸生，“甚贫，假馆授徒。越日，归省其家，必从篱外听声息然后入，恐妻子之饥且毙也。后穷益甚，处之泊如。”后经刻苦攻读，登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授严州府推官；江都人黄湄，诸生，幼工制义，通经史，“家贫，岁得馆谷供孀母甘旨，更以资昆弟子侄衣食之乏。”[7]江都人陈新楷，以文行称，少时应试，屡冠其曹，其试艺流传四方，被奉为矩式，“构屋授徒，从游者甚盛，年逾七十膺岁贡。”[8]江都人李文绶，因科举不第，开始以授徒为生，他的境况相对较好，还资助生活困难的弟子：“应试不偶，文绶居里閈教授生徒，孜孜不倦，发名成业者极众。有贫不能读者，助其膏火，如梅植之李肇墉及族子延瑞后以文章政事为世所重，皆文绶所振拔者。”江都人叶铸，晚清时人，诸生，幼时父亡，“家贫，以授徒自给。”他家虽贫，但“平时遇有灾赈及恤嫠惜字诸善举，靡不竭力襄劝。”[9]江都人杭之淇，岁贡生，候选训导，“家贫，以课徒自给。”[10]晏端书，仪征籍，世居扬州城，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仕至杭嘉湖道、护盐运使，调补福建汀漳龙道。晏端书未达时，“少孤寒，艰苦力学，收徒糊口，屡困有司，几不自存，年逾四十始登第，十余年间位至开府，以荣名终，晚而优游林下者二十年。”[11]
　　有的文人在其去职后，亦以授徒为生，如江都人韦佩金，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历任广西苍梧、怀庆、马平、凌云四县知县。嘉庆四年[1799]，坐事谪戍；嘉庆八年[1803]，释归，“闭门养母，教授生徒，泊如也。”[12]有的塾师在教授生徒时，除了传授制艺外，还注意传授一些治生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如杨昺，晚清时人，原籍江苏高邮，后移居扬州，性耿介，精医学，工草书，能诗，“尝谓制艺可以猎科名而实不足致实用，乃致全力于经史有本之学。三十后移家郡城，为童子师，其教人也以浚发智慧、因时变化为主，时距学校之兴尚远，而教授之法衡以世之名家无不合。弟子有清贫难竟所学者则授以医术及尺牍文字，俾挟一技以糊口，故授徒四十年，游其门者裁成甚众云。”[13]可见设馆授徒主要出于生计所逼，尤其在中功名之前，士子为了解决衣食之忧不得已而为之，即使如此，他们通过做塾师所取得的束修大多仅仅能维持一家的生计而已，甚至还会出现象高凌云那样，每次回家时，因担心其夫人和孩子会不会因饥饿而死，先在篱外听听有无妻子和孩子的声息才敢进门的悲惨情形，当然也有少数士子因自己的才学或取得功名后，境况得到改善，如上文提到的陈新楷、李文绶。
　　扬州创立了许多书院，最著名的当属创立于明嘉靖年间的梅花书院（原名甘泉山书馆）。梅花书院曾在乾隆年间明确地给出讲席和在院诸生的膏火银的定数，除了官课外，“延师校课，亦币月一举，谓之院课；主讲席者，谓之掌院；延府县学教谕训导一人，点名收卷，支发膏火，谓之监院。在院诸生分正课、附课、随课，正课岁给膏火银三十六两，附课岁给膏火银十二两，随课无膏火。”后随着书院的发展，膏火银的定数又在不断的变化。文人、书生除了梅花书院外，另有资政书院、维扬书院、安定书院、虹桥书院等可供选择栖息，不过到后来，仅剩安定、梅花两书院校课士子。
　　扬州自立书院以来，监院互用府县学，学师皆知名有道之士，如金兆燕、顾惇童、夏宾、李保泰、范鉴等；安定、梅花两书院，四方来肄业者甚多，故能文通艺之士荟萃于两院者极盛，多达数十人，如裴之仙、杨开鼎、梁国治、何溶、段玉裁、王念孙、洪亮吉、孙星衍等辈[14]。一些有才学的士子、官员常常应聘到书院作掌院或讲习，其中多为辞官或罢官的文人，而他们常常是书院争聘的主要对象，通过应聘书院之职，他们能获得不菲的膏火银，从而使生活境况得到改善。如浙江杭州人杭世骏，雍正间举人，乾隆间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工史学，能诗文，《敏求轩述记》卷2曾云其“家故不丰，以授徒自给，主扬州安定书院者几十年，以实学课士子，暇即闭门著述不预外事。”[15]仪征人汪端光，乾隆三十六年[1771]举人，历任广西百色同知、署柳州、平乐、庆远、镇安府知府，“寻解组归，两淮盐政延校《钦定全唐文》，历主安定、乐仪书院讲习，素工诗、古文词，为时流所推服。”[16]扬州甘泉人徐玉举，嘉庆十八年[1813]举人，官刑曹凡十七年，“因足疾乞归，主讲广陵书院”[17]郭均，其先世自关中来扬州，入商籍，改归甘泉，曾任户部主事，到官七日，念生母年老在籍，辞官告归，“家甚贫，主广陵书院讲习。”[18]著名文学家蒋士铨，江西铅山人，乾隆二十一年[1756]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以诗、古文词负海内盛名，兼工南北曲，“主讲安定书院，成就后学甚众。” 歙县人吴玨，字并山，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其闱墨脍炙一时，“少尝学于淳安方朴山，一变为顺时之文，馆与扬之延陵，遂不谒选，郡中为科举之学者翕然趋风，得指授者多脱颖去。寻主安定书院，又移梅花，先后几十数年”[19]贵州石阡人徐培深，官御史，后乞病客居扬州，“叠主书院讲习，而主梅花最久，尝自号梅花主人。平日讲学，不立门户大旨，敦品力学为宗。扬州，南北一大都会，四方人士游学于此，咸倾心引纳之，以故户外之屦常满。”[20]杭州人吴锡麟，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迁侍读，累官国子监祭酒，“乞养归，主安定、爱山、云间诸书院；再入都，补原官。寻告归，主扬州安定书院，校刊《全唐文》，称善本。……诗文集风行海内外，高丽、琉球使臣争以重金购归其国。”其子吴清鹏，嘉庆二十二年[1817]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入谏垣，擢顺天府丞，以清素著闻，“归寓扬州，继祭酒，后主安定书院。”[21]清嘉庆、道光间，江都人史致俨家甚贫，为诸生时，“学政谢墉器其才，给膏火，居尊经阁读书。”后于嘉庆四年[1799]中进士，仕至礼部尚书。[22]
　　有的文士为了得到讲席之职，百计钻营，达到目的后，为了安食讲席之资，弄虚作假，不择手段，如《苌楚斋三笔》云：
　　“扬州城内义学极多，向有盐运使署领给官款，修脯所入甚丰。寒士每费尽心力，以营求此席，得后可终身坐食其馆谷。每月朔望，例有人来查，则预买十余童子，读书半日，以遮掩他人耳目，可谓技巧心毒矣。”[23]
　　明清时期的扬州是著名的书画市场，大量的书画文人挟其技来扬，以此作为治生和交游的途径，最著名的扬州八怪即属此类。如在雍、乾间有诗、书、画三绝之誉的华岩曾到扬州卖画二十年，以布衣终老。据《明清尺牍画苑》云，华岩曾在给友人的信函中言及托其寻觅买其画作事：
　　“美人幅，因汪学兄抱疾，尚未与人看。今取回奉上，意中倘有赏音者，或得高价与之。此种笔墨弟以后不能作矣，非敢自矜也。”[24]
　　金农，杭州人，少未能中举，及长游食四方，生平好砚信佛。他在《上学使帅公念祖书》中云：
　　“徒以早岁贫辛，衣膳奔走，两载尧都，三年王屋，儃佪阙里，留滞周南，汉阳则耽玩晴川，扬子则相亲佛火，渐臻五十之期，将抱无闻之耻。”[25]
　　他游食于外长达四十年，历经大江南北：
　　“冬心先生出游四十年，老且倦矣。四十年中，渡扬子，过淮阴，历齐鲁燕赵而观帝京，自帝京趋嵩洛，之晋之秦之粤之闽，达彭蠡，遵鄂渚，汛衡阳、漓江间，车之轮，舟之楫，有时晏坐一室，泊如也。傔人从者，或三四人，或六七人，各治其人，泓颖取资，抑何多焉。即炀灶折薪，抱瓮汲水，久而忘其服劳之苦也。”[26]
　　年逾六十始学画，颇有成就。晚年寓住扬州，卖书画自给：
　　“冬心先生客广陵五阅月，衣上尘满把矣，臣朔九朝三食之厄未免也。日画墨竹，欲鬻以自给，终不得，有损鲁公之囷而实莱芜之甑，为可叹也。”[27]
　　金农寄寓在扬州时，有喜欢他的画作的顾客常来求画，获利不菲：
　　“吴兴闵长啸，辄爱余画，时出囊中金相赠，此册亦为其所作，经月乃报，殊愧荒率。”[28]
　　郑板桥在扬州卖书画更是人所共知，他曾专门为此制定了书画的价格和规矩，如其《板桥润格》云：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副对联一两，扇子丰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属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乾隆已卯，拙公和尚属书谢客。板桥郑燮。”[29]
　　郑板桥的《板桥润格》将书画完全市场化，只以现银作为交易的硬通货币，将其它物件排除在交易之外。叶调生以俏侃的语气云：
　　“此老风趣可掬，视彼卖技假名士，偶逢旧友，貌为口不言钱，而实故靳以要厚酬者，其雅俗真伪何如乎？”[30]
　　扬州的书画市场多以名家作品为贵，否则，即使是书画俱佳，亦难入时人法眼。金农曾云：
　　“健笔摩空颠且狂，穷年文价太荒唐。一钱不值遭乡摈，真个鞭笞鸾凤慌。”[31]
　　又据[清]宣瘦梅《夜雨秋灯录》记载，郑板桥：
　　“为秀才时，三至邗江，售书卖画，无识者，落拓可怜。复举于乡，旋登甲榜，声名大震，再至邗江，则争索先生墨妙者，户外履常满。先生固寒士，至是益盛自宝重，非重价不与索。”[32]
　　后寓扬州以书画称，缙绅争为延誉，名重一时。民间盛传郑板桥嗜食狗肉，便有扬州商人设计诱其作书画事：
　　“（郑板桥）性奇怪，嗜食狗肉，谓其味特美。贩夫牧竖，有烹狗肉以进者，辄作小幅报之。富商大贾，虽饵以千金不顾也。”
　　当时有一扬州盐商，求板桥书不得，虽辗转购得几幅，终以无上款，于是让一老人以狗肉诱得郑板桥之署款乃已[33]。无独有偶，金农《冬心先生画竹、梅、马、佛、自写真题记》曾记载扬州人千方百计地想弄到郑板桥的题词或书画：
　　“广陵故多明童，巧且黠，俟板桥所欲，每逢酒天花地间，各齿砑笺、纨扇，求其笑写一杆，板桥不敢不应其索也。若少不称陈蛮子、田顺郎意，则更画，醉墨渍污上襟袖不惜也。”[34]
　　据徐珂《清稗类钞·艺术类·罗两峰画鬼趣图》载，扬州重宁寺是乾隆帝南巡的驻跸之所，其壁有画，为罗聘受盐商所聘而绘，“盖两淮鹾商出数百金延其所作者也”[35]。罗聘，扬州人，自号花之寺僧，为金农之弟子，以诸生擅画名于京师者数十年，尤工鬼神画。他在其《偶作》中亦云其在扬州卖画事:“卖画钱为买酒钱，去年欢笑复今年。”[36]罗聘还常常冒其师金农之名售画得资：
　　“昔钱塘金寿门树帜骚坛，声称藉甚，客居维扬，两峰（罗聘，号两峰）师事之惟谨。每作画，乞其题咏，署名其上，时人遂争购之。其实寿门固未尝有片楮寸缣之作，而张浦山《画征录》，得诸侍闻之误也。”[37]
　　扬州八怪通过出售自己的书画作品获利不菲，如《板桥偶记》云：
　　“玉箬林澍，金寿门农，李复堂鱓，黄松石树谷，后名山，郑板桥燮，高西唐翔，高凤翰西园，皆以笔租墨税，岁获千金，少亦数百金，以此知吾扬之重士也。”[38]
　　除了扬州八怪以书画治生获利外，其他文人也纷纷进入书画市场，将其书画作品作为商品出售，成为其治生的一种主要途径。如山阴人施胖子善画美人，居扬州小秦淮客寓，“凡求其画美人者，长则丈许，小至半寸，皆酬以三十金，谓之施美人。”同时人杨良工画驴，“一驴换牛肉一斤，谓之杨驴子。”[39]；安徽天长县人林道源落魄不堪，冬无裘衣，有人怜其贫，赠以数十金，但林道源慷慨好义，“故旧巡役以饥故向林乞，林慨然以金市纸，穷日夜画兰百余幅，且画且题，散给令易钱。”[40]江都人潘起龙，“幼贫傭书以养亲”[41]；浙江鄞县人陈撰，工诗画，尤精鉴别，善五指书，虽无师法，画绝摹仿，“每一落纸，人间珍若拱璧。”[42]清代安徽歙县人程京萼，居江宁，能诗工书，家贫，常书屏幅易薪米，“尝客扬州，大书门曰‘白下书生偶来卖字’，时人获其支字珍逾拱璧。”[43]清代曾任湖州知府的江都人吴绮，“既罢归，贫无田宅，购废园以居，有求诗文者以花木为润笔，因名其圃曰种子林。”[44]
　　文人把出售书画作为治生的手段，虽部分文人曾获利不菲，其他仅藉此维持生计，个中辛苦自不待言，甚至为此多作赝品，书画市场对名人书画作品的大力追捧也是扬州书画赝作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郑板桥集》多有记载，郑板桥在《诗钞·和学使者于殿元枉赠之作》中自云：
　　“十载扬州作画师，长将赭墨代胭脂。写来竹柏无颜色，卖与东风不合时。潦倒山东七品官，几年不听夜江湍。昨来话到瓜洲渡，梦绕金山晓日寒。”[45]
　　傅文，工指头画，布衣终生，郑板桥《诗钞·绝句二十一首·傅文》云其：
　　“长作诸王座上宾，依然委巷一穷民。年年卖画春凤岭，冻手胭脂染不匀。”[46]
　　可见书画文人之清苦。胶州秀才高风翰，号西园，工诗话，尤善印篆，病废后，用左臂，书画更奇，他曾多作名家赝品而受人诟病，如郑板桥《诗钞·绝句二十一首·高风翰》云：“西园左臂寿门书，海内朋友索向余；短札长笺都去尽，老夫赝作亦无余。”“寿门”，即金农。《新世说》卷6曾记载市面上郑板桥书画真迹渐少，赝品横行事：
　　“郑板桥以书画名海内，真迹渐少。当时已有扬州某观道士学其体，足以乱真。后又有同县黎氏仿之，皆书也。兰竹则理氏昌风能为之。”[47]
　　在扬州的文人，除了以授徒、出售书画为治生手段外，还有部分文人为生计不得不通过其它途径：或为人校雠词曲获得束修，如清乾隆时人凌廷堪，安徽歙县人，十二岁即弃书学贾，后因工诗词被人邀请至扬州，“鹾使置词曲馆，检校词曲中之字句违碍者，从事雠校，得修脯以自给。”[48]或以占卜之学以养家糊口者，如李钟源从其父习得占卜之学，其父死后，家道贫寒，“钟源以星命糊口，得钱以酒食养母，余以供弟之衣食。”[49]；或以行医为生，如江都人孙凤翔，初读书，“以家贫改习医，悬壶于城南砖街，日出应诊，暮归仍篝灯自课，久之能为诗。”[50]；又如元和人陈傅焯，其父因事为富人所讼，败家破产，他“益发愤读书，而以谋食故兼习医，弱冠即能神明其术，甚有声。”后游于扬州，因医术高明，为人治病有奇效，“业遂饶”，遂移家于扬州。他除了行医问病外，还开肆卖药，一直到八十余岁才停诊，由于他讲求医德，受到扬州人的尊重：
　　“于是即所居之旁，列肆市药，亲督子弟经理，诚心不欺，凡求治疾者，兼求药，治益神。遇贫者，与药不取直，扬之人益重之。年过八十，始谢病者不复诊。”
　　他曾买扬州郑氏之废园，疏泉叠石，种花栽竹，时时啸咏其间，一时贤士大夫多乐从之游。[51]或以游幕为生，如江都人陶桂金，晚清时人，郡增生，少负文名，为当地官员宋传燧所器重，太平天国失败后，“乃延至幕中，襄办善后，里人赖之。”后选授句容训导，成就者甚众。[52]或多种治生手段并用，如江都人汪中，早年丧父，因家贫不能就学，“稍长，助书贾鬻书于市，因遍读经史百家，过目成诵，虽为通人。”[53]《碑传集》卷134云其“能鉴别彝器、书画，得之售数十百倍，家渐丰裕。”[54]汪中通过为书贾鬻书于市和出售彝器、书画治生；江都人凌曙，国学监生，“家贫，读四子书未毕，即去乡，杂作佣保，而绩学不倦。年二十为童子师。”[55]凌曙除了“杂作佣保”外，还做过塾师；安徽歙县人汪起铎，先世业盐，后来家道中落，“起铎初习贾，复改而读书。”年近三十始补诸生，“旋遭洪杨之乱，转徙至扬州，授经自给，居郡城三十年，晚依其婿北湖阮氏以终。”他生性孤峭，惟日闭门吟咏。[56]江都人吴夔宣，工诗、古文词，有经世志，光绪九年[1883]补诸生，文名益盛，“戊子（光绪十四年[1888]），就馆宁波榷署，乡试屡荐未售，乃改习兵家书，能通大义焉。乙未（光绪二十一年[1895]），自浙返扬，郡守沈锡晋延课其子。壬寅（光绪二十八年[1902]）冬，徐宝山督带五岸缉私各营，聘掌文牍。”[57]吴夔宣利用做塾师和幕宾等手段从事治生。在清代，文人的游幕现象十分普遍，尤其是在晚清时期。扬州文人常常将游幕和其它治生手段交互使用，在一种治生手段未取得成效或难以维持生计后，就改用另一种治生手段。如江都人梁承诰，弱冠补诸生，“凡授徒三十年，得其绪余者，莫不速化。”但他十应布政司试，竟不售，“中年遭洪杨之乱，转徙兵间，雷侍郎以諴督师扬州，耳其名，延入戎幕。”[58]扬州士子到外地游幕的更是不计其数。
　　（二）寄迹或依托于豪门富室。作为经济、文化巨镇的扬州，豪门富室林立，文人墨客荟萃留连，豪门富室以与文人相交为标榜，文人墨客则常依托于豪门富室，以之为衣食之所，儒、商合流，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
　　扬州大富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原籍歙县人，他们好诗文，喜与文人交接，号称“扬州二马”，文人与之过从频繁，或寄寓其家，或诗文唱和，度词作曲。《扬州画舫录》曾云马曰琯“所与游者皆当世名家。四方之士过之，适馆授餐，终身无倦色。著有《沙河遗老诗集》。尝为朱竹垞刻《经义考》，费千金为蒋衡装潢所写十三经，又刻许氏《说文》、《玉篇》、《广韵》、《字鉴》等书，谓之马版。”浙江鄞县人全祖望，在扬州时，与马曰琯相友善，曾寓居马氏之小玲珑山馆，“得恶疾，主政出千金为励医师，后卢转运延之幕中。”吴兴人姚世钰客死扬州，马氏为之经纪丧事，并为之刻《莲花庄集》。杭州人厉鹗，工诗词及元人散曲，寓居马氏家中多年，终生著述，“年六十无子，主政（马曰琯）为之割宅蓄婢。后死于乡，讣至，为位于行庵祭之。”[59]杭州人陈思贤的祖父陈章“客马氏玲珑山馆最久，因家扬州，籍江都。”[60]杭州人陈章，精于诗，尤工楷书，乾隆间举博学鸿词科，因亲老力辞不就，侨居扬州，“因就马氏聘，遂家焉。时坛坫甚盛，同人唱和，张咸与焉。”蒋士铨因工诗、古文词和南北曲，被马曰琯赏识而延于其馆中，度词填曲，成为一时之佳话：
　　“（蒋士铨）兼工南北曲，马约琯延士铨于玲珑山馆，所填院本，朝缀笔翰，夕登毡毹，扬人盛传其风流文采云。”[61]
　　《药裹慵谈》卷4曾记载郑板桥避债和马曰琯替郑板桥还债趣闻：郑板桥曾因无钱还债，躲至镇江焦山同乡僧某处，巧遇马曰琯，马颇赏其才，在其得知详情后，不动声色地寄金二百两至板桥家，替其还清债务，并以余金修葺房屋，是年二人订交，郑板桥后成为马氏家中的座上客，罢官后，郑板桥常主于马氏府中。[62]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曾在《扬州游马氏玲珑山馆感吊秋玉主人》一诗中云：
　　“山馆玲珑水石清，邗江此处最知名。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63]
　　连当地的一些官员，如卢见曾、曹寅等也与文人打得火热。卢见曾，号澹园，一号雅雨，山东德州人，康熙间进士，尝任四川洪雅县令，前后任两淮盐运使各数年，有吏才。他爱才好客，好培植后进，四方名士咸集，《榆巢杂识》卷上曾云诸生李莬因善诗为其所赏识，延至署中，李莬死后，又归其葬于家，为置千金产以资其妻子之生活；后来又资助沈潜选李莬诗入《别裁集》；《湖海诗人小传》卷2又云卢见曾“接纳江浙文人，唯恐不及。如金寿门农、陈玉几撰、厉樊榭鹗、惠定宇栋、沈学子天成、陈授衣章、对鸥皋兄弟前后数十人，皆为上客。”《民国萧山县志稿》曾记载萧山陶元藻，参加乡试不第，“客扬州，以《修禊虹桥》绝句为运使卢见曾所激赏，所至公卿倒屣馈遗丰腆。”[64]卢见曾任职扬州期间，主持风雅，片言一艺，皆见褒赏，以好士故，宾朋纷集，供给甚繁，以致亏累官银七八十万两而见罪。[65]《清稗类钞·师友类·扬州鹾商好客》亦云：
　　“扬州为鹾商所萃，类皆风雅好客，喜招名士以自重，而小玲珑馆马秋玉（马曰琯，号秋玉）、佩兮（马曰璐，字佩兮）昆仲尤为众望所归。时卢雅雨任转运，又能奔走寒畯，于是四方之士辐辏于邗，而浙人尤多。”[66]
　　曹寅亦是喜与文士相接，如安徽歙县人姚潜，家于江都，少为博士子弟，明崇祯十七年[1644]，弃举子业，以诗酒自豪，为人慷慨任侠，中年妻子俱丧，益遨游自适，世称达者。“晚归扬州，通政使曹寅馆于近舍二十年，乃卒。”[67]
　　继马曰琯之后，大盐商江春、江昉兄弟雅好结交文士，远近闻名，其他盐商如程梦星、郑超宗、汪玉枢、安麓村等亦是如此。江春，安徽歙县人，先世侨居扬州，以盐荚起家，工制艺，精于诗，好藏书，广结纳，文人学士咸乐与游，其府上“奇才异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也。”[68]如华亭人沈大成，绩学工文，中年游幕，弃去举子业，为名公卿所礼重，然非其人不就，“寻客康山江氏甚久，检校淮纲案牍，井然就里，以暇与士大夫唱酬，……江方伯春为刻其《学福斋诗文集》。”浙江鄞县人陈撰，“始客项氏，项中落，江鹤亭方伯（江春，号鹤亭）迎而馆之。” 陈撰之侄女婿徐滨，亦与陈撰一起同馆江春家以终。[69]其从弟江昉，曾为候选知府，工诗词，“所居紫玲珑，一时文燕之盛，称二江公家昉。”[70]一些文人如蒋士铨、卢见曾、程午桥等尝馆于其家康山别业秋声馆。清人陈康祺曾云其曰：
　　“富甲东南，慕悦风雅，一时经生墨客，多与联缟带之欢。其投赠诗文，见于前辈集中者，可指数也。”[71]
　　郭尚文，少以笔墨游公卿间，尚文工诗，好宾客，“江春延之典文汇阁所贮书籍”[72]，据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6《文艺》、卷44《才略》记载，江春对于“四方词人墨客必招致其家”，凡士大夫过扬，问其馆于何家，不曰江春的康山草堂，即曰江昉的紫玲珑阁。吴梅村之孙吴献可，通经史，究名法之学，江春“延于家二十年”；工诗的徐麟趾“晚居康山草堂”；《广陵纪事》卷7曾云，阮元在江昉死后所作的挽诗中有“从今名士舟，不向扬州泊”之叹；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6《文艺》又载，盐商程梦星筑莜园及漪南别业“以寓四方名士，与其乡马曰璐诸人为邗江雅集，主东南坛坫者数十年”；程晋芳，“独好儒术，购书五万卷，招致天下高才博学，与共讨论，四方宾客游士辐辏其门，由此交日广、名日高，而家日替。”因与文人交游花费甚巨，最后竟是贫不能自给[73]。明末大盐商郑超宗，经常在其家的影园宴请四方名士，赋诗饮酒，殆无虚日，如[清]金埴《不下带编》卷1云其在其影园中宴请南北名流品花赋诗事：
　　“广陵郑进士元勋超宗，卤贾之巨豪也。明末时，其家园亭开黄色巨朵芍药花百余，集南北名流，品花赋诗，币请钱宗伯牧斋谦益主坛甲乙，首选者侯公子朝宗方域作也。超宗则又挥千金为公子寿。千秋盛事，独擅淮南，迄今士林艳之。”[74]
　　程晋芳亦是如此。程晋芳，字鱼门，一字蕺园，先世由安徽歙县迁到扬州。累试不第，乾隆二十七年[1762]南巡时，召试诗赋，授中书，后十年始成进士，改主事，旋授吏部员外郎，与修《四库全书》，特旨改翰林院编修。好奖掖后进，卒于西安巡抚毕沅幕中。家饶富，喜读书，性好客，延揽四方名流，与袁枚、赵翼、蒋士铨为诗歌唱和无虚日。袁枚《翰林院编修程君鱼门墓志铭》云其不像其他程氏族人那样，富而好豪侈，多蓄声色犬马，而是喜儒好学：“独愔愔好儒，罄其资购书五万卷，招致方闻辍学之士，与共讨论。海内之略识字能握笔者，俱走下风，如龙鱼之趋大壑。……亡何，盐务日折阅，而君舟车仆速觅觉温卷之费，颇不资。”由于他沉迷于学，百事不理，“付会计于家奴，任盗侵，了不勘诘。以故虽有俸，有佽助，如沃雪填海，负券山积，势不能支。”而且性好周济亲友，求者应，不求者强施之，家渐中落，只好乞假赴陕西巡抚毕沅幕中，为归老计。即使如此，“索逋者呼噪随之”。后来病死于毕沅幕中，身无长物，毕沅资助三千金归其葬。[75]袁枚亦将程晋芳所欠其五千金债券付之一炬，并抚养其遗孤。商人喜与文士相接，耽误商事，因以败家，不止程晋芳一人，如清代福建人高超亦属此种类型：高超以设可可居小酒肆起家，后因日与文士吟咏，不管生意而败家：“闽人好作嵌字诗钟，高尤嗜之，日夕集文士从事吟咏。其司簿籍之某，亦能诗能棋。有客过其门，辄闻咿唔之声。店小二报账，而居停与司帐者方闭目推敲，其营业遂因诗钟以败。”[76]华岩《离垢集》卷3自云其曾常年寓居于扬州员氏之员园和汪玉枢之玉玲珑山馆，在其“砚田既薄刹，精粒荒渺收”之时，员家子女给其“分金压岁”，助其渡过难关。[77]盐商安麓村亦以好士著称，如《扬州画舫录》卷10《虹桥录上》载，浙江秀水人朱彝尊在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后，“归过扬州，安麓村赠以万金。著《经义考》，马秋玉为之刊于扬州。”[78]
　　《清稗类钞·鉴赏类·安麓村刻书谱》又载，乾隆年间，安麓村重刻孙过庭《书谱》数石，重金聘请袁枚题跋，袁枚仅书“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随园袁枚印可，时年七十有七”二十二个字，安麓村得之已是喜出望外，送给袁枚两千金作为酬谢。[79]江淮间贫而不遇之文士，多依他为生，安麓村则始终礼遇之，不稍懈也。黄慎到扬州后，先后寓于李氏园、双松堂、刻竹草堂等，这在其著述《蛟湖诗钞》中曾多次提到此经历。诸如此类事例举不胜举。富商巨室财力雄厚，有经济条件举办诗文酒会，文人也乐往前去应酬，所以当时扬州的诗文酒会十分盛行，其中尤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篠园和郑氏休园为最盛。这种情形一直延续至晚清盐商势力衰落后才告结，清末光宣年间，扬州文人还追怀康乾时扬州文会之盛景，创办冶春后社，每逢花晨月夕，醵金为文酒之会，刻烛催诗，但已不复康乾时盛况。
　　文人与富商巨室的互动现象在扬州是普遍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方面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富商巨室的文化品位，但也出现了一些“变异”现象。如清代的扬州出现了一种文人替巨商富室捉刀弄笔、富商以文人之才学为炫耀之资的怪现象，从而催生了“冬烘先生”的盛行。郑板桥曾云乾隆时的扬州：
　　“巨富之商，大腹之贾，于玩弄古董余暇，家中都聘有冬烘先生，明言坐馆，暗里捉刀，翻翻诗韵，调调平仄，如唱山歌一般，凑集四句二十八字，使人扬言于众，某能作诗矣，如黄某、杜某、金某，是此一类之魁梁也。更有一般无赖文人，日奔走于彼等之门，依附于阿谀，说石为玉，指铁成金，谓某诗近古，某诗逼唐，才有天授，非关人力，谁说商贾中无才乎？阿谀人到如此地步，亦已尽止。……其主人也忘乎所以，如鹾商黄某，在园中开宴迎宾，居然传花行酒，刻烛催诗，一意附庸风雅，某商丧子，自撰哀悼诔文，出示旁人，令人不能卒读。”
　　郑板桥在此以贬斥的语气描述了在扬州的一些文人与富商巨室的这种“互惠”现象，揭示了居室富商凭借财富附庸风雅，文人日奔走其门，阿谀奉迎，藉以获利；同时郑板桥在《书札·与起林上文》中又进一步分析了文人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活所逼，因贫困所致：
　　“或曰：文人无赖，日事奔走阿谀。彼等非天生媚骨，恬不知耻，何至若是？所以若是者，为梁家庭升斗，将使儿不啼，女不哭，妻子不骂读书无用也。困穷如是，情有可原。特如黄、朱二子，学力俱优，在扬州薄有声名，愚蠢钦仰，乃亦追逐其间，随声附和，是何道理？或曰：亦为贫故，伤哉贫也！”[80]
　　一些成名文人更是巨商富室竞相延致的对象，如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曾记载书画名家金农为扬州盐商和诗解嘲事：
　　“钱塘金寿门先生农，客扬州，诸鹾商慕其名，竞相延致。一日，有某商宴客于平山堂，先生首坐。席间以古人诗句飞红为觞政，次第至某商，苦思未得，众客将议罚，商曰：‘已得之矣，柳絮飞来片片红。’一座哗然，笑其杜撰。先生独曰：‘此元人咏平山堂诗也，引用綦切。’众请其全篇，先生诵之曰：‘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众以先生博洽，始各叹服，其实乃先生口占此诗为某商解围耳。商人大喜，越日，以千金馈之。”[81]
　　金农以其才学和机敏替商人作诗解围，得到了巨额馈金。清代丹阳人鲍皋，善诗赋，曾客淮、扬间，受到扬州盐商的推崇：“时天下殷富，邗上诸大贾富逾王侯，皆延先生为上客，献以金帛，先生领之而已。”[82]即使到了晚清扬州盐商实力衰微之时，古风犹存，如晚清文人龚自珍，素负文名，他在扬州时，曾与盐商相唱和：
　　“定庵（龚自珍，字定庵）在扬州时，一日于某盐商席间，酒半，行联句之令，一商云：‘正是桃红柳绿天’，定庵急续云：‘老夫人移步出堂前’，坐客大笑，此与一富商以资得某处令。”[83]
　　一些文人仰富商之鼻息，自损士品，丧士气，令人汗颜，郑板桥对此种不正常的现象颇有微词，如其在《补遗·书札·与江宾客、江禹力书》文中云：
　　“学者当自树其职。凡米盐船算之事，听气候于商人，未闻文章学问，亦听气候于商人者也。吾扬之士，奔走躞蹀于某门，以其一言之是非为欣戚，其损失品而丧士气，真不可复述矣。”[84]
　　
　　二 文人经商
　　扬州的经济地位和文化优势，吸引了许多文人来此经商，尤以徽人为多，陈去病《五石脂》曾云：
　　“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年代，当在有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大略皆因流寓而著籍者也。而徽扬学派，亦因以大通。”[85]
　　陈语虽云指徽商，但徽商中有一部分属文人经商性质，可见安徽文人在扬州经商群体中的重要地位，史籍中多有记载，今人张海鹏等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中亦多辑录。
　　扬州是漕运和盐政重镇，尤其是由盐业致富者尤多，清人张云章曾云：“扬之繁富甲天下，大半以鹾为业。”[86]文人来扬州经商，涉及的领域虽多，但尤以从事盐业为重，即使虽不从事盐业，但有的文人经商致富亦由盐业而起，如清代福建人高超，其先人为扬关榷吏，遂移家于扬州，“常于扬之教场，设可可居小酒肆，营业日超，乃增益资本而扩之。”[87]文人经商的方式也是多样，或佐人经商，或直接参与经商，有的甚至将两种经商方式结合起来，但以直接参与经商这种方式最为普遍。至于这些文人参与经商的原因，或因举业不成，或因生计所逼，或受长辈的影响，或观念开始转变等等。
　　（一）佐人经商。一些文人由于各种原因，难以或不愿独自经商，而凭借自己的经济头脑，替他人或亲人佐理商务，待时机成熟后，有的则转入独自经商。这些佐人经商的文人，主要是通过依靠富商，参与商务以获利，今略举数例：吴守礼，明嘉靖万历时人，起初涉足商界失利，后到扬州，凭着出色的经济头脑，成为当地的“盐荚祭酒”：
　　“余（吴士奇）为诸生，已受知于从祖鸿胪公（吴守礼），公三娶而得孺人，曰：‘白首穷经，非人豪也。’公遂弃其敝帚，北游于淮海之间，然公性故广大，子钱空以单骑归。四方扼腕，谈奇之士，时遇其庐，孺人不惮供具，甚且取给脱簪。然公所忆度盐荚，事隔千里，什九中竅，复出广陵，则益明习贾事。时吾宗守礼，公故多算，为盐荚祭酒，亦决计委任于公，守礼公不戒于火，得鼓余烬而完丰资，大都公算也。公以戮力亦自渐饶。客广陵，先后数十载，晚归筑室卜邻。”[88]
　　明代歙县人汪道斐，弃儒佐父经商，后到扬州，凭着出色的经济才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羁贯受书，质疑师友不休。父贾池阳，以心计佐父，业渐起。已治维扬，盐荚稚之间有所计画出入意表，众惊谁，夙知而暮成见之，此君矣，业因大起。”[89]
　　清乾隆时，歙县郡业人汪德昌，在经过多次的科举失利后，“游淮扬，佐办南巡大差，诸商人咸赖之。”[90]；歙县蓝田人叶天赐，性聪颖，嗜学工诗，擅书法，“家贫为人行贾，料事十不失一，晚业盐荚于扬，重然诺，恤患难，族党戚里间待举火者甚多。”[91]；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清州同知覃恩敕封武义大夫南安参将嘉谟公原传》曾记载江嘉谟在读书之余，就留意盐务，凡盐策出入盈缩以及交游酬接等皆能洞达明核，后承父业：
　　“嗣随父办鹾皖江，公开诚布公，不欺不贰，可襄父业。邗上诸当事暨同乡巨公，咸相器重，遇事谘商。缘是客居邗城，肩任鹾务，凡豫章、饶、吉诸盐埠，公尽司其责无少负托，声誉广播，业日隆起。……数十年来，乡党奉为祭酒，即诸宗人居邗上者靡不推诚钦服。”[92]
　　陈去病《五石脂》卷10《序·善德纪闻君叙》曾云福建人闵象南到扬州，起初是白手起家，通过自己的才能和忠信为在扬州经商的同乡“掌计簿”，累资巨万，在成为巨富后，不是用于挥霍，而是多行善事，虽“产不更饶”也在所不惜：“赤手为乡人掌计簿，以忠信见倚任，久之，自致千金，行盐荚，累资巨万，自是遂不复贾。岁入自家食外，余尽以行善事。故君年七十有二，筦财利数十年，而产不更饶。”[93] 歙县丰南人吴骏，康乾年间人，出生于读书世家，早年丧父，读书颖悟绝人，习举业颇有成，其伯兄怀夫先生，为庠邑名诸生，曾在扬州综理盐务，在其伯兄去世后，毅然弃儒继兄业：
　　“顾以怀夫先生奄逝，嗣子皆紫眉，尚在髫龀，恐堕先业，遂弃帖括弗事，以贡入成均，非公初志也。是时公甫弱冠，继兄之邗江，综理鹾务。”
　　将自己获得的财富用来行善济贫：
　　“公孝友性成，敦善行不怠。……如振困穷，焚债券，施医药，痍枯骨，阴行善事不可殚述，公不自言，人亦无由悉知也；与人交，倜傥光明，不设城府。”[94]
　　江都人唐志朝，清末民国初人，幼聪颖，长而能文，以家贫辍读改习商，由于他为人诚笃，“所主之家，咸倚若左右手，尤重其不苟，俾司出纳，志超素精计学，凡所钩稽毫厘不爽，以故甚有声。”光绪二十二年[1896]，浙江德清人童宝善出官江都时，“聘主会计，江都大县一岁钱谷出入数甚巨，志朝廉洁自守，于所当得外一无所私。”深受童宝善的信任和赞赏，当童氏改官安徽和州知州后，他也被童氏携往任上[95]。江都人李容，诸生，“及长，为鹾商张某会计禺荚，张时官黔，事无巨细，悉容主之。”李容廉介自持，临财不苟，同人不敢干以私。当时扬州俗尚奢靡，业盐者尤甚，而他处纷华靡丽之场数十年，独朴俭如寒素。性好施与，里中有不能殡葬婚嫁者，周之无吝色。虽处商场，但他在晚年家居时，“博览群籍，手不释卷，喜画花卉山水，得方环山、罗两峰、唐朴园笔意。”；江都人张薰，晚清人，监生，“以家贫服贾，时扬州盐务犹盛，为人司会计，获利辄厚。”他再获厚利后，将财富用于社会，道光二十九年[1849]大水，赈恤灾民，城中保赤堂、义学、请节堂、恤嫠会、暂栖所多所筹济[96]。这种义商实属难能可贵；歙县《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21《中宪大夫肯园鲍公行状》云，鲍志道七岁读书，少年时即弃儒习会计，奔波于金华和扬州，成年后，到扬州佐人业盐，有了一定的资本后，自立门户，成为巨富：
　　“年十一即弃家习会计于鄱阳，顷之转客金华，又客扬州之栟茶场，南游及楚无所遇。年二十，乃至扬州佐人业盐，所佐者得公起家，而公亦退自居积，操夺赢，所进常过于所期，久之大饶，遂自占商数于淮南，不复佐人。”[97]
　　（二）亲自参与经商。文人来扬州直接参与经商，也大有人在。如上文所提到的马曰琯、江春就是其中之翘楚。马曰琯原是安徽祁门诸生，好学博古，考校文艺，评骘史传，旁逮金石文字，到扬州行盐荚，从盐业，成为扬州著名的大盐商。《扬州画舫录》曾记载他受到乾隆的赏赐和表彰：“南巡时，两赐御书克食，尝入祝圣母万寿于慈宁宫，荷丰貂宫紵之赐。”[98]歙县江氏家族是业盐的大族，文人出身的江春更是其中的代表，江春，少攻制举业，乾隆六年[1741]乡试以兼经呈荐，因名额已满未被录用，“遂弃帖括经商扬州。练达明敏，熟悉盐法，司鹾政者咸引重推为总商。才略雄峻，举重若轻，四十余年规划深远。高宗六巡江南，春扫除宿戒，懋著劳绩，自锡加级外，拜恩优渥，不可殚述。曾赏借帑金三十万两为盐商之冠，时谓：‘以布衣上交天子’” 清代安徽歙县蜀源人鲍光甸，幼通经义，“长往扬州营盐荚，性俭约而乐于助人，于族中置祠产、义田，修谱牒，立家塾于里中，设社田，治坏道，葺废桥，凡有匮乏者告必应，后以子孙官累授封赠。”[99]。由于文人具有一定的才学，善于洞察时务，经商时注意吸取经商成败的经验和教训而获得成功，如歙县人黄五保、黄锜、黄崇敬、海阳人吴继可等，他们善于择人任时，取财有道，不为小利所左右，即使在致富后，也多不奢华侈糜，而是礼贤赈乏。歙县《竦塘黄氏宗谱》记载，黄五保，明成化、嘉靖年间人，读书不拘于书，惟求通大义，识古今事变，“已而叹曰：‘生新都之地，无富给之资，固不得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也。’乃挟资治鹾淮阴间，善察盈缩，与时低昂，以累奇赢致饶裕。善握计任览之画，非琐琐竞机智争锥刀者比也。处士既以孤孱自树起家，愈益好义，自里閈至于淮阴，无不悦处士者。” 黄崇敬，明成化、嘉靖年间人，少有盛才，文章宏富，但在其父亲去世后，因家政丛委，即抑志经商：
　　“初游齐鲁燕赵之间，既而止淮扬，效猗顿氏。治鹾能择人任时，取与有义，不效世俗沾沾竞锥刀微末利，义入而俭出，赀大饶裕。公曰：‘积而能散，礼经明训。’于是时时洒沫润稿，输粟继匮，自里閈至客邸，盖多霑被云”
　　黄锜，明嘉靖时人，幼好读书，辄通大义，其祖父对他寄予厚望，然家世商隐，遂折节经商，他颇有经商才能，一到苏州，即获厚利，“乃货鹾淮扬间”，当时国家边计倚盐政，而两淮尤擅利权，官与商为市，朝令夕改，甚至盐商还经常受到当地有些官员的刁难和鄙视，诸盐商亦多抱着息事宁人之态，不敢得罪官府，而黄锜成为当时维护盐商利益的代表，时常与官府周旋，由于方法得当，问题很快就得到解决，黄锜为人谦厚，好贤礼士：
　　“虽商而博涉左传史家言，每偕侪耦白鹾司必推君对，君侃侃然发中要领，气劲而词温，所谘禀多见听。……君退让好施与，咸出自天性。乡人有所侵侮，置弗校。居鹾场视窭灶不自存者周之，时有所贷，不责其偿，场之人至今德之不忘。至于好贤礼士，挥金不靳，有柳开客大名之风。”[100]
　　陕西三原人孙枝蔚，明诸生，世为大贾，工诗，康熙时举博学鸿词，未终试而出，授中书舍人，辞归。《广陵诗余》卷3曾云其在率乡人抵抗李自成农民军失败后，“至广陵学贾，三致千金。”后折节读书，著述甚富。[101]清乾隆年间，安徽歙县人汪孟翊，二十一岁时，补博士弟子，屡试不第，遂开始留心商务，为了承欢于父母，“家中列肆，佯鬻货以承欢”。[102]
　　有的士子因家贫、父死、父老或家中缺少治生或经商之人，不得不从事经商，如明代歙县人徐禄生，兄弟六人，家中生计恒苦不济，“以贫故不能卒业，乃贾于扬，所入悉以遗父母。”[103]吴继可，聪颖好学，曾随叔兄宦游南京，并入南雍习儒，在其叔兄去世后，应其侄辈所情，弃儒经商：
　　“于是广陵部署什一之业，则曰：‘先君子规划具在，奉之无失，又何加焉。’任人而因时，无欲速，无见小利，而业骎骎起矣。”[104]
　　晚明时，王大经，原籍江西南康，在其父辈时始迁扬州，“幼习举子业，稍长，以家贫习为贾。”至近二十岁时，始复肆力于学，通六经、子史百家言，为古文辞，有奇气。入清后，屡征不起，多次与修地方志，晚年，著书作文，学者多归之。[105]清代江都人蒯枢，监生，“兄权读书成明经，无以供菽水，枢弃书习贾以养父。”[106]江都人杨德宣，早年父死，初业儒，“以贫故，改习贾。”[107]江都人巴埙，晚清时人，先世为安徽歙县人，以业盐居扬州，籍仪征，性孝友，早年丧母，“父健明有羸疾，不能治生，埙遂弃儒而贾以膳其家，侍父疾十余年如一日。”江都人刘开宏，晚清时人，先世由江西新昌迁扬州，居郡城而籍仪征，世习儒，“父元兴遭兵燹，以生计之迫乃弃儒就贾。开宏习父业，性宽仁。”刘开宏抚孤恤寡，为友殓葬，见义勇为之事甚多，“尝设肆市米，阴行厥善，藉恤贫乏。”[108]江都人杜长椿，幼年丧父，靠其母抚养成人，“以家贫不能竟读，改业商。性诚朴，言动不苟，所设之肆不幸以折阅闭，而负债甚巨，人负之者数亦多。长椿刻苦十余年，尽偿债家。”杜长椿之所以去经商，主要是由于家贫所致，经商初期，失利负债累累，虽经过十余年的经营，将所负债尽还，但家境并不丰盈，尽管如此，对别人所负他的债务，不仅“度不能偿则焚其券，未尝索亦未尝言也”，而且他还好施舍：“常节衣缩食，预购一棺以待戚友贫不能殓者，既施，则复储以待如是者数十年，生平无二色。”[109]山西襄陵人乔承统，太学生，其父业盐于扬州，后死，遂继承父业：“而君亦遂弃科举业，留扬州为居积。”[110]广西桂林人洪性鈵，邑庠生，通六经，工诗，“其尊甫业鹾于扬，乃老，鈵代之，才本大且以诚信待人，十年之间声名遂出诸巨商之右，其于鹾业利弊及一切公事无不惟鈵是命，以故维扬隆隆日起，皆其力也。”他对于乡党宗族之事，身肩其任，凡修桥、筑路、济弱扶贫诸义举，热心为之。[111]
　　有的文人随着自身条件的变化采取经商和其它手段并用的方式，如清代扬州人刘怀瑾，早年丧父，只好弃儒经商。他在经商的过程中，对医学很感兴趣，于是边经商边自学医学，后改为行医：
　　“君龀齿失怙恃，沦落甚。年十二始入书塾，甫三年则已熟经书解文义，窭贫不能卒儒业，乃习贾，而所业复不足自立。君私购医家言，乘夜诵习之，昼执贾业无遗误。久之，人知君能求治者多应手愈，遂改业医。”
　　由于其医术精湛，不问穷富，均能为之精心医治，名声大噪：
　　“君治病者不问贫富，皆辄往，富室酬报从其意，贫者日赠以药饵，或袖钱资将息，其有疮溃脓血臭秽至家人莫敢近者，君见可治状必亲为洗涤加膏丹，以瘳为度，君医名大噪。洎癃老不改其处。”
　　由于他太专心医学，没有顾及到祖上留下的商铺生意，为铺中伙计所欺诳，生意由此败落下来，反而原来店中的活计成了巨富，但他不以为意，反而以德报怨，后来帮助其摆脱困境：
　　“君家故有祖遗神香肆，各房轮值司肆事，其不值之房值者，岁贴白金三十两；值者，欺君孤弱，遂据如私业，起家累万。旁观怜君困，皆愤劝君持约剂结算，当得钱千缗。君曰：‘贫富，命也。为财利伤同气之和，无不忍也。’后据业者荡其积，君境渐给，振助之。”
　　他不同于一般的经商者，他除了维持自身的生活费用外，专以济贫赈乏。包世臣为此感慨道：
　　“余则谓挟术者多居奇，攫利者必乘危。君虽不讳自济，而意专于济人，市肆中无是人也。” 刘怀瑾在经商和从医余暇，喜好读书：“君记问过人，虽不事举子业，暇辄温燖经籍，泛览史册，答问者无所隐滞，而决不以知能自衒，庠序中无是人也。”[112]
　　这些因各种原因弃儒经商的文人，多有古君子之风，带有儒商的特点，他们利用经商获得财富来造福于社会，或修桥铺路，或抚孤赈寡，或救灾赈济等等，多行义举，与那些唯利是图的奸商是迥然不同的，从一些文献记载中不难看到这一点。
　　有的官员也参与到扬州的业盐活动中，[明]陈洪谟《治世余闻》下篇卷3记载了御史张智与盐商勾结，设计逼迫另一御史刘峣往淮扬为其支盐一事：
　　“御史张智，涞水人，称货于盐商某颇多，因同道御史刘峣往淮扬，嘱其支盐。刘未允，智乃与盐商谋，置酒于城外郑家花园，请峣饯别。且宿戒伺酒酣出妓，令二三光棍作缉事校尉缉出，挟其必从。后如某谋，比勒要银千两，方免闻官。峣无计，智佯曰：‘我与某处商人相厚，令其出银，淮扬准其支烟就了。’峣以为然，遂出银千两得释。智分其半，商人至淮倍获，且出入无忌。”[113]
　　张智身为御史，为了牟利，却做出了这种令人不齿之事，最后导致了刘峣的自杀，而自己也受到了朝廷的惩处。有的则弃官经商，如明嘉靖时的狄来宾就是其中的一例。狄来宾，字德敷，杭州人，官工部库局大使，迁凤阳县丞，“不乐仕宦，弃官隐扬州，以边商贾盐。”[114]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来扬州经商的文人，主要涉足的领域是盐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与当时扬州的盐业十分发达有关，自明代中叶盐纲发生有利于盐商的变化以来，文人紧随其他盐商的步伐，肆力于盐业，获利颇多，这在明嘉靖万历年间和康乾年间曾盛极一时，直至晚清陶澍改盐纲后才渐至衰败。徐谦芳《扬州风土小记》云：
　　“士大夫起家盐荚，尤操赢余。华盛之族，席丰履厚，器物相尚，力求精美，以故艺能日进。片长薄技，新巧相尚，争自揣摩，求其尽善。”[115]
　　扬州盐业带来的巨大利润，就连官员也趋之若鹜，难怪有人仿刘禹锡《陋室铭》作《陋吏铭》以示嘲讽：
　　“官不在高，有场则名。才不在深，有盐则灵。斯虽陋吏，惟利是馨。丝圆堆案白，色减入枰青。谈笑有场商，往来皆灶丁。无须调鹤琴，不离经。无刑钱之聒耳，有酒色之劳形。或借远公庐，署印官有借佛寺为公馆者。或醉竹西亭，候补人员每喜游平山堂，每日命酒宴乐而已。孔子曰：‘何陋之有。’”[116]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许多文人在扬州从事治生或经商。他们的治生途径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或依靠自身的一技之长，如授徒、出售书画、占卜等取利自养，或寄迹、依托于豪门富室，文人与豪门富室之间形成了一种密切的互动关系，但也出现了一些“变异”现象，如一些文人仰富商之鼻息，自损士品，士气尽丧。文人经商涉及的领域虽多，但尤以从事盐业为重；经商方式也是多样，或佐人经商，或直接参与经商，有的甚至将两种经商方式结合起来。文人参与经商的原因，或因举业不成，或因生计所逼，或受长辈的影响，或观念开始转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