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文人与书画治生

　　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书画市场十分发达，一些文人便参与到书画市场中，而且这种现象十分普遍，不乏有藉此获得厚利者。文人参与书画市场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本文将着重探析文人在书画市场中的治生情况。
　　一文人与书画市场的发育
　　从明初到清代中期，书画中心在江南。明前期，画坛以崇尚宋代院体画的浙派占据统治地位，以职业画家为多，许多著名画家出自江南，如徐贲（原籍四川，后移籍吴中）、汪绂（江苏无锡人）、宋克（江苏长洲人）、夏昶（江苏昆山人）陈録（浙江会稽人）、谢缙（江苏苏州人）、刘珏（苏州人）、杜琼（苏州人）、沈贞（苏州人）、徐端本（南京人）姚绶（浙江嘉兴人）、戴进（杭州人）、王履（昆山人）、孙隆（江苏常州人）等等；书法则以“台阁体”为主流，注重帖学和刻帖，其中以“三宋二沈”为代表（宋克（江苏长洲人）、宋璲（浙江浦江人）、沈度（松江华亭人），沈粲（松江华亭人）等均来自江南）。明中期以后，崇尚元代文人画的吴派兴起于苏州，吴派的书画家沈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号称“明四家”，他们独抒个性，使书画日益市民化，雅俗共赏，并将书画走向商品化，他们常常既工绘画，又精书法，甚至将二者合为一体，书画互为一体，相互借鉴，出现了画学书法，浙派日渐衰落，而吴派则占据主导地位，一时号称“天下法书归吴”。明后期，吴门画派走向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以董其昌为首的华亭派，包括赵左的苏松派、沈士充的云间派，以及莫是龙、宋昶、陈继儒等。董其昌以“南北宗”论为旗帜，专攻山水画；与华亭派同时或稍后，还有以李流芳、程嘉燧为代表的嘉定派和在杭州以蓝瑛为代表的武林派，嘉定派的风格与华亭派相类，而武林派多为职业画家，风格与浙派不同，画风趋于刚硬，蓝瑛号称“浙派殿军”。明后期的书坛，不同书法的风格纷争书坛，而且帖学书法得到了发展，以邢侗、张瑞图、董其昌、米万钟并称四大家，有“南董北米”之称，另有徐渭、詹景凤、张凤翼、陈洪绶、李流芳、赵光、娄坚、王思任等书法名家，他们多为江南人。
　　清初的画坛，以江南地区的各种画派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承继明后期的绘画艺术，并有一些变化，主要画派有娄东、虞山、新安、金陵、江西、武林以及嘉定的项圣谟、山西的傅山等各家，其中以“四王”和“四僧”最为著名，“四王”，即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四人，他们承继董其昌的绘画理念，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力图集古人绘画艺术之大成；“四僧”即八大山人（朱耷）、石涛（原名朱若极，字石涛）、髡残（俗姓刘）和弘仁（江韬）四人，他们的画作不囿于古法，有着强烈的思想情感，注重自然美的表现和意境的创造；新安画派的艺术风格多将移民心态体现于画作中，而且为了满足徽商的喜好，多师法倪瓒、黄山、齐云山等，画法受版画影响而多呈几何形状，风格以宁静淡雅为主。其著名画家中尤以肖云从为突出；南京一地的绘画，以龚贤、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胡慥和谢荪等金陵八大家为代表，他们多为职业画家，师承北宋与吴派风格，写生南京实景；武林派主要是以蓝瑛的学生及其后代为代表，师承前贤。清代中期，绘画以北京和扬州为中心，北京画坛主要是以宫廷绘画文人化为趋向，部分融入西洋画法，而扬州画坛则以扬州八怪为代表，崇尚水墨写意画法，追求狂放怪异风格，尤工花鸟画；晚清时期，画坛以新兴的商业都市上海和广州最为活跃，画家注重吸取民间美术的成分，并融入西洋艺术。在上海地区形成了所谓的“海派”，他们以赵之谦、虚谷、任熊、任薰、任颐（任伯年）、吴昌硕等名家为代表，他们多来自长江下游地区，广州则形成了“岭南派”，著名画家主要有居巢、居廉、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人。清代书坛，在清代前中期（嘉道以前），主要以宗董、宗赵的帖学期，董其昌、赵孟頫的字体受到皇帝的大力推崇，上行下效，宗董、宗赵的风气大盛；嘉道以后，碑学兴起，帖学衰退，咸丰、同治时，注重北碑，临摹北碑的风气甚为盛行。最具盛名的书法家多出自北方，而出自长江下游地区的书法名家也有不少，如郑板桥（江苏兴化人）、金农（杭州人）、邓石如（安徽怀宁人）、俞樾（浙江德清人）等。
　　长江下游地区的书画艺术的发展和兴盛，与当时长江下游的经济文化发达和当地书画市场活跃密不可分，古人一直将书画作为有价值的艺术品，甚至不惜以重资购求者，如[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云：
　　“（万历四十一年正月）十六日，……自士大夫搜古以供嗜好，纨绔子弟翕然成风，不吝金帛悬购，而滑贾市丁任意穿凿，驾空凌虚，几于说梦。昔人所谓李斯狗枷，相如犊鼻，真可笑也。”[1]
　　明代浙江秀水人项元汴（子京），以善治生产富，能鉴别古人金石书画文玩物，在其居所天籁阁，“坐质库估价，海内珍异，十九多归之。”只是他有时啬色于财，在交易时，虽已谈好价钱，有时会反悔，甚至忧形于色，连饭也不吃了。[2]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亦云：
　　“子京好古博雅，精于鉴赏，嗜古人法书如嗜饮食。每得奇书，不复论价，故东南名迹多归之。”
　　如他曾重金收购乌镇王氏所藏唐摩《兰亭》法书。[3]
　　徽州人更是对书画情有独钟，不惜重资以购，如[明]詹景风：《詹氏小辨》卷42云：
　　“吾族世蓄古书画，往时吾新安所尚，画则宋马（远）、夏（圭）、孙，刘（松年）、郭熙、范宽，元颜秋月、赵子昂，国朝戴进、吴伟、吕纪、林良、边景昭、陶孟学、夏仲昭、汪肇、程达，每一轴价重至二十余金不吝也。而不言王叔明、倪元镇，间及沈启南，价亦不能满二三金。又尚册而不尚卷，尚成堂四轴，而不尚单轴。”
　　
　　二文人与书画商品化
　　明中期以来，书画界渐渐将书画商品化，将书画艺术推向市场，出现了许多职业书画家和兼职书画家，他们将书画之作变为一种商品出售，以获得酬资，出现了许多依靠出售书画作品治生的文人。
　　明代沈周、文征明、祝允明、唐寅、朱昂之、陈元素等人的书画和清代的徐枋、金俊明、王学浩、王武等人之作更是人们争相购买的对象。如明代吴门画派的领袖人物沈周（1427-1509），长洲人，一生不应科举，读书吟诗，工书画，平生亦风流翰墨自娱，不欲标榜于世，卖画为生，其画深受买家的垂青，以致有人冒其名作赝品售之以获厚利；其弟子文征明（1470-1559），苏州人，工书画，在沈周之后领袖吴门画派长达五十年之久，品行端谨。五十四岁时以贡生荐试吏部，任翰林院待诏，三年后辞归故里。致仕后，“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而富贵人不易得片楮，又不肯与王府及中人，曰此法所禁也。周徽诸王以宝玩为赠，不启封而还之，外国使者到吴门，望里肃拜，以不获见为恨。”文征明不愿将其创作的书画给富人、王府、宦官和外国人，虽重金、珍宝亦不为所动，这在焦竑《玉堂丛语》中亦有类似记载：
　　“文征明家居，郡国守相连车骑，富商贾人珍宝填溢于里门外，不能博先生一赫号。而先生所最慎者藩邸，其所绝不肯还往者中贵人，曰：‘此国家法也。’周王以古鼎古镜、徽王以金宝缶他珍货值数百缢贽，使者曰：‘王无所求于先生，慕先生耳，盍为一启封？’先生逊谢曰：‘王赐也，启之而后辞，不恭。’竟弗启。四夷贡到吴门者，望先生里而拜，以不得见 先生为恨。”[4]
　　长洲人祝允明（1460-1526），明弘治时曾任广东兴宁知县、应天府判，以病谢归。工书法，尤工小楷和狂草，名动海内，为后世推为明朝第一。他不轻易为人作书，好酒色六博，善新声。放浪形骸，求书者往往通过贿赂他身边妓女才可得：“求文及书者踵至，多贿妓掩得之。”由于他得金即挥霍一空，不留一钱，常常负债累累，有人便借此求书：
　　“尝遇困乏，欲有所贷，文休承故置兰纸室中，允明喜为书《古诗十九首》，大获声价。以修承谲得此书，为艺苑一谵。海内索书，贽币踵门，辄辞弗见。”[5]
　　吴县人唐寅，明弘治十一年[1498]乡试中应天府第一名解元，后以科场案被黜，遂颓放潦倒，倾力于诗文书画，绘画精于山水、人物、仕女、花鸟。唐寅同文征明不同，正如[明]曹臣所云的那样，他不讳言卖画，且力行之：
　　“唐六如，画精致，尤佞佛，有诗曰:‘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吴鹿长指诗笑曰：‘问六如何处买来？’”[6]
　　唐寅在诗中亦云文人的生活困境，认为文人读书不如先治生，如《赠徐昌国》诗云：
　　“书籍不如钱一囊，少年何苦擅文章？十年掩骭青衫敝，八口啼饥白稻荒。
　　草阁续经冰满砚，布衾栖梦月登床；三千好献东方牍，来伴山人讚法王。”[7]
　　他认为出售书画是一种可行的治生之道，如《风雨浃旬，厨烟不继，涤砚吮笔，萧条若僧；因题绝句八首，奉寄孙思和》中云：
　　“十朝风雨苦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
　　诗画诗文总不工，偶然生计寓其中；肯嫌斗粟囊钱少，也济先生一日穷。
　　抱膝腾腾一卷书，衣无重褚食无鱼；旁人笑我谋生拙，拙在谋生乐有余。
　　白板长扉红槿篱，比邻鹅鸭对妻孥；天然兴趣难摹写，三日无烟不觉饥。
　　领解皇都第一名，猖披归卧旧茅衡；立锥莫笑无余地，万里江山笔下生。
　　青衫白发老痴顽，笔砚生涯苦食艰；湖上水田人不要，谁来买我画中山？
　　荒村风雨杂鸡鸣，燎釜朝厨愧老妻；谋写一枝新竹卖，市中笋价贱如泥。
　　儒生作计太痴呆，业在毛锥与砚台；问字晋人皆载酒，写诗亦望买鱼来。”[8]
　　明代长洲人陈元素，诸生，早负才名。能诗文，尤善临池楷书，兼画兰，“存缣尺牍人争宝之，其蝇头小楷尤自珍爱。”时任宰职的的叶向高在给大学士申时行作墓志铭时，曾言必得陈元素之书方能传其文，后“遗以脱粟三百斛”请其书写所作碑文。[9]明代著名画家高棅，在翰院二十年，四方求诗画者争致金帛修饩，“岁常优于禄入。”[10]浙江诸暨人陈洪绶，累试不第，工书画。“十四岁，悬其画市中，立致金钱。”时人感佩其才行和高超的书画艺术，争相结纳以求其书画，久而陈洪绶心生厌倦，不肯轻易为人作书画，即使是官员或重金亦不复顾：
　　“一时高其行又多其才，莫不争相结纳，而望景逐响者，则只重其书画。户外之求日满，洪绶亦未尝不应，而心滋不悦，既而纵酒狎妓自放，头面或经月不沐。为诸生，学使者索画辄勿得，客有求画者，虽罄折至恭，亦勿与之，酒间召妓，则自索笔墨，小夫稚子无勿应也。”[11]
　　明亡后，不再为人作画。
　　清代，松江华亭人高士奇，“家甚贫窭，鬻字为活。”后来被纳兰明珠赏识，被荐入内庭。[12]康熙年间，江苏武进人恽格，号南田，以其父忠于明朝而不应举，擅诗名。“鬻画养父。”“家酷贫，风雨常闭门饿，以金币乞画者非其人不与。”[13]在雍、乾间有诗、书、画三绝之誉的华岩曾到扬州卖画二十年，以布衣终老。据《明清尺牍画苑》云，华岩曾在给友人的信函中言及托其寻觅买其画作事：
　　“美人幅，因汪学兄抱疾，尚未与人看。今取回奉上，意中倘有赏音者，或得高价与之。此种笔墨弟以后不能作矣，非敢自矜也。”[14]
　　金农，杭州人，少时未能中举，及长游食四方，生平好砚信佛。他游食于外长达四十年，历经大江南北，年逾六十始学画，颇有成就。晚年寓住扬州，卖书画自给：
　　“冬心先生客广陵五阅月，衣上尘满把矣，臣朔九朝三食之厄未免也。日画墨竹，欲鬻以自给，终不得，有损鲁公之囷而实莱芜之甑，为可叹也。”[15]
　　晚清时，浙江秀水人钱聚朝，字晓庭。少孤，工画。宗法董其昌，“晚年声价益高，今则吉光片羽，人争宝贵，且不可得矣。”举孝廉后，家稍裕，大挑得淳安教谕，未及满任，即弃官归。“归后，惟以书画自给，不问外事。”咸丰时，太平军进犯金华、衢州，陈其元应邀为善书之嘉兴太守题扇。太平军退兵后，陈其元在访友时遇见钱晓庭，并以出售书画事相嘲讽：
　　“见晓庭拥长几，列巨砚六七，粉墨狼藉，作画犹未竟，因戏谓之曰：‘促为我画直幅八。’晓庭笑问，‘润笔若干？’余曰：‘若画果好，尝书一扇奉酬。’晓庭大笑，向诸人曰：‘渠字乃欲易我画，亦太不自谅矣。’余乃曰：‘我之字，嘉兴一郡，除太守一扇外，更有何人能得寸缣尺幅？若渠之画，但须赠以润笔，便可捆载。此时皂隶驵侩之家，谁不高悬钱晓庭画者！以我之扇易彼之画，我犹泱泱耳。’众皆鼓掌，晓庭为之绝倒。”[16]
　　清代碑刻盛行，一些碑刻书家颇受欢迎，求书者户满门外，如浙江会稽人周师濂，贡生。少有诗名，工书法。“求者踵门，碑版摩崖流传郡邑。”[17]
　　文人除了坐等客户上门求购外，还常常亲自上门贩卖书画，如[明]都穆曾云：
　　“卖画孙生持示元季雪庵绢书唐人绝句诗四轴，其字大可数寸，似学颜鲁公，惜无神气。”[18]
　　一些文人书生为了生计和养家糊口而出售书画，或以书画技能为谋生手段的，如[清]吴德旋《初月楼闻见录》曾记载清代江苏宜兴人旅园主人，姓蒋氏，人不知其名，“家贫，卖画自给。”好饮酒，得钱即输酒家，未尝有一夕储，然雅不欲负人一钱。[19]江苏无锡人工篆书，兼工铁笔，“一时名流竞购之，淞故贫，藉以自给。”[20]宋起凤《稗说》卷3《萧尺木画学》曾记载萧尺木，家无田产，“时时借画以治生。每一幅出，则远近人争购去，得一二镮易薪米鲑菜归，即阁笔。寻高匮，纹理绘素如初。”清乾隆时曾仕至广东按察使佥事的江宁人秦大士，精篆隶行草，“未贵时，卖字以自给，求者踵至。”他以卖字为生，不愿受人恩惠，曾有人怜其贫而欲以重金请其字以济之，秦大士察知其好意后，退还其金。[21]浙江镇海人姚燮，字梅伯，自号复庄，通经史百家、释道典籍，工诗，道光甲午举人。“生平足迹遍于江南北，而寓鄞之日最久，作文写画藉以自给。”[22]嘉兴人薛廷文，寓吴兴径山最久。“善绘荷，以画自给。”[23]平湖人叶恒，工山水画。“不善治生，往来吴越间，卖画以自给，一水一石，人争宝之。”[24]海盐人俞玫，工书画，“寸缣尺幅，人争购之。”[25]一些善书法的文人通过为科举考试作誊录工作获得报酬，甚至连已有科名的文人也踊跃参加，为了牟取厚利，不惜冒险篡改试题，败坏了考试的风气，这在晚清时尤为严重，如[清]陆以湉《冷庐杂识》云：
　　“浙江乡试，每以金贻誊录手之善书者，潜递关节，属其誊卷朱色鲜明，字画光整，易动阅者之目。亦有已获科名者，贪得厚利，冒应是役，甚至私携墨笔，点窜试文，中隽则可得重酬。此风始自绍兴人，沿及诸郡。道光丙午秋试，士子一万一千余人，其不购誊录者只三千余卷，仅得售三人。盖以字迹潦草，校文者以辨识为苦，辄屏弃不观也。”[26]
　　一些文人不乐仕进，转以出售书画治生，如明代无锡人王问，明正德时进士，不久为孝养父亲，不复有仕进之志，遂退居湖上三年，足迹不至城市，屡荐不起。工人物、山水、花鸟画，“蹊径之外慕先生者争购其书画宝藏之，先生所成就多知名士。”[27]清咸丰时，浙江富阳人王銮，世代官宦，但他不乐仕进，少年时随祖、父宦游四方，遂善作画，尤工花鸟画，见者惊叹，名重一时。“因以画自给，笔墨外不妄受一钱，人皆敬之。”[28]有的是在科举仕途无缘或受挫后，以书画治生，如唐伯虎因早年科场案被黜而放荡不羁，倾力于书画，并以书画治生，此类事例不少。
　　一些去职的官员，也加入出售书画的队伍中来，如清代江苏金坛人王澍，康熙五十一年进士，仕至吏部员外郎，遂因葬亲故不复出。通经学，工书法，尤称一代作手，而且尤精于鉴别古碑刻。“告归后，书益工，远近士夫家以金币请者无虚日，然不问家人生产，贫士丐其翰墨以举火者亦应之不倦。金坛良常山馆最擅名，款署良常王澍，世称王良常云。”[29]
　　文人依靠书画获得厚利者不乏其人，如苏州吴派书画家沈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扬州八怪等，藉书画治生，因其名气颇盛，其书画作品十分抢手，如《板桥偶记》曾云扬州八怪通过出售自己的书画作品获利不菲：
　　“玉箬林澍，金寿门农，李复堂鱓，黄松石树谷，后名山，郑板桥燮，高西唐翔，高凤翰西园，皆以笔租墨税，岁获千金，少亦数百金，以此知吾扬之重士也。”[30]
　　晚清上海一带“海派”书画艺术的兴起，带动了上海地区书画市场的繁荣，名家之书画更是时人争相购求的对象，如赵之谦、虚谷、任熊、任薰、任颐（任伯年）、吴昌硕等名家之画。[清]邹弢《三借庐笔谈》曾记著名画家任渭长之子任预（立凡）以出售画作获利甚厚，而且放荡不羁之事：
　　“所居画室，银物随意堆置。故生客避嫌不敢入。所得画资岁及千金，已不能稽数。尝有友人相访，招立凡同去。立凡偶翻纸堆，得番饼数十枚，大喜。身无可藏，即以床头脱下秽袜，实番饼于中。挈身畔，随友醉倡家，一夕银尽挥去，明日问之，一笑而罢。”[31]
　　书画市场的发育，促使文人书画的细分化，一些名人字画十分畅销，非名人书画即使技术上乘，也未必畅销，如扬州的书画市场多以名家作品为贵，否则，即使是书画俱佳，亦难入时人法眼。金农曾云：
　　“健笔摩空颠且狂，穷年文价太荒唐。一钱不值遭乡摈，真个鞭笞鸾凤慌。”[32]
　　又据[清]宣瘦梅《夜雨秋灯录》记载，郑板桥：
　　“为秀才时，三至邗江，售书卖画，无识者，落拓可怜。复举于乡，旋登甲榜，声名大震，再至邗江，则争索先生墨妙者，户外履常满。先生固寒士，至是益盛自宝重，非重价不与索。”[33]
　　后寓扬州以书画称，缙绅争为延誉，名重一时。民间盛传郑板桥嗜食狗肉，便有扬州商人设计诱其作书画事：
　　“（郑板桥）性奇怪，嗜食狗肉，谓其味特美。贩夫牧竖，有烹狗肉以进者，辄作小幅报之。富商大贾，虽饵以千金不顾也。”
　　当时有一扬州盐商，求板桥书不得，虽辗转购得几幅，终以无上款为憾，于是让一老人以狗肉诱得郑板桥之署款乃已[34]。无独有偶，金农《冬心先生画竹、梅、马、佛、自写真题记》曾记载扬州人千方百计地想弄到郑板桥的题词或书画：
　　“广陵故多明童，巧且黠，俟板桥所欲，每逢酒天花地间，各齿砑笺、纨扇，求其笑写一杆，板桥不敢不应其索也。若少不称陈蛮子、田顺郎意，则更画，醉墨渍污上襟袖不惜也。”[35]
　　据徐珂《清稗类钞·艺术类·罗两峰画鬼趣图》载，扬州重宁寺是乾隆帝南巡的驻跸之所，其壁有画，为罗聘受盐商所聘而绘，“盖两淮鹾商出数百金延其所作者也”[36]。
　　
　　三文人与书画定价
　　文人在推动书画市场的发育及书画商品化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些文人在推动书画商品化的过程中，将书画作品明码标价出售，更加深化了书画商品化的程度，如郑板桥在扬州卖书画时，曾专门为此制定了书画的价格和规矩，《板桥润格》云：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副对联一两，扇子丰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属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乾隆已卯，拙公和尚属书谢客。板桥郑燮。”[37]
　　郑板桥的《板桥润格》将书画完全市场化，只以现银作为交易的硬通货币，将其它物件排除在交易之外。叶调生以俏侃的语气云：
　　“此老风趣可掬，视彼卖技假名士，偶逢旧友，貌为口不言钱，而实故靳以要厚酬者，其雅俗真伪何如乎？”[38]
　　罗聘，扬州人，自号花之寺僧，为金农之弟子，以诸生擅画名于京师者数十年，尤工鬼神画。他在其《偶作》中亦云其在扬州卖画事:“卖画钱为买酒钱，去年欢笑复今年。”[39]罗聘还常常冒其师金农之名售画得资：
　　“昔钱塘金寿门树帜骚坛，声称藉甚，客居维扬，两峰（罗聘，号两峰）师事之惟谨。每作画，乞其题咏，署名其上，时人遂争购之。其实寿门固未尝有片楮寸缣之作，而张浦山《画征录》，得诸侍闻之误也。”[40]
　　除了扬州八怪以书画治生获利外，其他文人也纷纷进入书画市场，将其书画作品作为商品出售，成为其治生的一种主要途径。如山阴人施胖子善画美人，居扬州小秦淮客寓，“凡求其画美人者，长则丈许，小至半寸，皆酬以三十金，谓之施美人。”同时人杨良工画驴，“一驴换牛肉一斤，谓之杨驴子。”[41]；安徽天长县人林道源落魄不堪，冬无裘衣，有人怜其贫，赠以数十金，但林道源慷慨好义，“故旧巡役以饥故向林乞，林慨然以金市纸，穷日夜画兰百余幅，且画且题，散给令易钱。”[42]浙江鄞县人陈撰，工诗画，尤精鉴别，善五指书，虽无师法，画绝摹仿，“每一落纸，人间珍若拱璧。”[43]清代安徽歙县人程京萼，居江宁，能诗工书，家贫，常书屏幅易薪米，“尝客扬州，大书门曰‘白下书生偶来卖字’，时人获其支字珍逾拱璧。”[44]清代曾任湖州知府的江都人吴绮，“既罢归，贫无田宅，购废园以居，有求诗文者以花木为润笔，因名其圃曰种子林。”[45]
　　文人把出售书画作为治生的手段，虽部分文人曾获利不菲，其他仅藉此维持生计，个中辛苦自不待言，甚至为此多作赝品，书画市场对名人书画作品的大力追捧也是扬州书画赝作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郑板桥集》多有记载，如郑板桥在《诗钞·和学使者于殿元枉赠之作》中自云：
　　“十载扬州作画师，长将赭墨代胭脂。写来竹柏无颜色，卖与东风不合时。潦倒山东七品官，几年不听夜江湍。昨来话到瓜洲渡，梦绕金山晓日寒。”[46]
　　傅文，工指头画，布衣终生，郑板桥《诗钞·绝句二十一首·傅文》云其：
　　“长作诸王座上宾，依然委巷一穷民。年年卖画春凤岭，冻手胭脂染不匀。”[47]
　　可见书画文人之清苦。
　　清代许多文人出售书画，不再向前代那样遮遮掩掩，甚至出现了将书画作品明码标价，以现金为准的，以郑板桥首开先河，郑板桥之后，吴平斋、周存伯效法郑氏所定书画价码：
　　“书画润笔，皆准板桥所定，即以此帖为仿单，不复增减。……余谓东坡字在当日只换羊肉而已，吾辈率尔落笔，便欲白银，亦大罪过。然年来以笔墨为人役，亦甚苦之。读板桥此帖，辄为诵古诗曰：‘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退楼诸公闻知，当干笑也。”[48]
　　退楼，即平斋自号，范湖居士，即周存伯。清末书法家侯云松，江宁人，善书画，求者麇集，于是他也仿效郑板桥，不讲情面，一意以书画价格为衡量是否作书的标准，他曾作《金缕曲》二阙贴于门上以达此意：
　　“对客频撝手，愿诸君收回绢素，那容分剖。书画词章三绝技，此语最难消受，况八十龙钟衰朽？终日涂鸦涂不了，惯直从辰巳交申酉，问所得，几曾有？尤多亲友之亲友，贴签条某翁某老，不知谁某。积压纵横放散失，寻觅几番搔首。愧爽约又将谁咎？要不食言原有术，或先将润笔从丰厚。问破钞，可能否？
　　润笔由来久，古之人一丝一缣，不嫌情厚。翰墨生涯论价值，不出板桥窠臼，于廉惠何伤之有？风雅钱仍风雅用，向荒园老屋添花柳。五簋约，燕良友。漫嗤自享千金帚，算老来只余拙笔，尚夸人口。便类碔砆同瓦砾，索报却须琼玖。书数目榜之门右，博得道涂闻者笑，谓是翁罔顾言之丑。掩两耳，掉头走！”[49]
　　又如浙江嘉兴人张廷济，字叔末，精鉴赏，工篆隶，润例非常苛刻，不同的内容的书法价钱不等，即使朋友求书也不例外：
　　“求书者踵接，然润例甚苛。扇对每件须银若干，如署款须称‘大人’者，必另加银若干。有友某富而吝，偶持对乞书，未加署款之润，张遂不署大人。”[50]
　　作书画取资已成风尚，一些人虽学艺不久，而且技艺低劣，但也以之作为治生之路，常常不用重酬难以及时得其作，借故拖延，如[清]邹弢云：
　　“近日市井儿，初学书画，尚未入门，便刻仿帖取润。偶有乞书乞画，或无赀，或有赀而不半者，往往推故延搁，终岁不应付。甚至貌为君子，口不言钱，而曲折稽迟，必邀厚酬而后已。此亦俗不足言矣。”[51]
　　在依靠书画治生的文人群体中，也有一些并非愿意以其书画作品谋取厚利者，他们个性鲜明，尚存在着文人不好钱之志节，如明代徐渭虽常以书画治生，但不轻易为人作，凡求书画者，须值其匮乏时，投以金帛，顷刻立就，若囊钱未空，虽以贿交，终不可得。[清]李鱓认为“以画为娱则事，以画为业则陋。”[52][清]查士标只在无米下炊时卖画，并在其作《种书堂遗稿》中云：“画幅青山卖，看来是孽钱。”有的顾及到老师的饭碗而不愿与其竞争，如清代浙江德清县人沈鹤龄，号银查子，曾师从画家陈苍霖学画，出师以后一直不敢卖画，人问其故，答曰：“奈何夺吾师衣食耶？”[53]诸如此类事例亦为数不少。
　　四 文人参与赝品市场
　　
　　除了正规书画市场外，赝品市场在长江下游地区也十分盛行。书画作伪虽古已有之，但正如今人徐建融所云的那样，真正处于市场牟利的目的而大规模的作伪书画则是从明代开始，尤其是明中后期，书画创作的商品化和书画收藏的商品化，带动了书画作伪的商品化。[54]在一些商业城市中，出现了专门的作坊，尤以苏州为著，号称“苏州片”，常常通过完全的作伪、仿造，或凭空臆造，部分作伪的割款、移款、添加款等方式制造前代或当代的名家书画赝品，清代，书画赝品市场更是兴盛，如“苏州片”、“河南造”、“湖南造”等都是以作伪明代书画之佼佼者，他们所产的书画作品，既有完全的造假，又有部分的造假，既有凭空臆造的作品，又有依据的臆造作品，作假方式复杂多样，花样翻新。一些文人也参与书画造假活动，如清乾隆时内府藏有一件万历坊间伪造南宋李嵩款的《海屋添筹图卷》，卷后有莫是龙所写的诗跋，以增画价，又如张泰阶专门组织仿制了一批古代名家的作品，刊《宝绘录》作为广告记载，以求善价。
　　名家书画作品的热销，助长了书画赝品的盛行，一些文人便模仿或冒名名家作品出售，以求得销路，得个好价钱，时人尤其是徽商，常受蒙骗。如明代嘉兴人朱殿，少从王叔明游，盘桓书画间，二人常常合作制售赝品：
　　“盖雅宾出文衡山先生门，与鉴古颇具眼，每得断缣坏楮应移易补款者，辄令朱生为之。朱必闭室寂坐，揣摩成而后下笔，真令人有优孟之眩。顷自作赝物售人。歙贾之浮幕者，尤受其欺。”
　　苏州人又常将赝本贩运至嘉兴以谋厚利，由于镇邪临摹本的质量较差，遇到象李日华这样的书画行家，常常会被识破，但李日华念其以之为衣食之路，不忍断其财路。[55]曾任婺源县丞的林海坛曾来李日华家，与其谈起其弟曾将拓本《淳化阁帖》以八百金卖与南京王敬美。[56]号称“明四家”的沈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及董其昌的书画赝品十分盛行，真假难辨。如石工章文看到浙江德清一地的墓碑之文盛行采用文征明的小楷书写，于是专以假托文征明字体以谋衣食：
　　“文衡山小楷精妙，德清间士大夫阡表墓铭，必乞其手书，镌石以行。而石工有章文者，因借衡老以售其技，至取润屋之赀，即章田、章藻之祖先也。”[57]
　　因在南京一带，市面上所出售的书画作品多为赝品，真假难辨，购者常常受骗，南京的书画市场曾为之一度萧条：
　　“贾（即夏贾）从金陵来，云近日书画道断，卖者不卖，买者不买。盖由作伪者多，受绐者不少，相与吹齑，不复敢入头此中耳。”[58]
　　更有甚者，因出售赝品而罹身祸者，如李日华云：“（万历三十七年七月）七日，有王生者，临摹《清明上河图》售八百金，御史不知献于严嵩，王生致祸。”[59]又如由于著名书画家孙克弘（华亭人）所创作的书画作品为时人所看重，“远近千请无虚日”，于是便有许多人仿造其书画作品，使得市面上所售孙克弘的书画作品多为赝品：
　　“人有伪貌其笔，以衣食者无数，当路悬购十不得一真，率采声而已。”[60]
　　号称天下第一手的江苏武进人恽格的书画亦是争相仿制的对象，在江苏、杭州、徽州一带颇为盛行：
　　“方南田时，画每帧可直一金，书因画并称，不独重也。今写生家，大率皆冒南田，南田画，真者百不得一焉，得可直数十金矣。杭州金耐田，刻鸥香馆法帖，真赝错杂，然宝之者以为胜于董元宰。歙王学愚酷嗜南田书，藏其真迹甚多，遴之得尤精者数十纸，勒石焉。”[61]
　　董其昌的书画更是人们争购的作品，市面上常有其赝品出现，更有甚者，有人专冒其人当面为人作书画，获得重酬，而且仿制水平很高，甚至比其真人率以应酬之作的艺术水平还高，徽商常常为此上当受骗，如有一徽商想购董其昌之书画真迹，惧于市面上流行的董氏之作多为赝品，遂通过他人用重金买得冒名顶替董其昌之人当面所画的作品，后来见到董其昌本人才知上当，董其昌感于此徽商之真诚，为其作画，但其所作书画反不如冒名顶替者之所作，如[清]叶廷琯《鸥陂渔话》卷1《董思翁论书示子帖》所引清康熙时萧张翀《淞南识小录》云：
　　“新安一贾人欲得文敏书而惧其赝也，谋诸文敏之客。客令具厚币，介入谒，备宾主礼，命童磨墨，墨浓，文敏乃起挥毫授贾，贾大喜拜谢，持归悬堂中。过客见之，无不叹绝。明年，贾复至松江，偶过府署前，见肩舆而入者，人曰‘董宗伯’。贾望其容，绝不类去年为己书者，俟其出，审视之，相异真远甚，不禁大声呼屈。文敏停舆问故，贾涕泣述始末。文敏笑曰：‘君伟人所绐矣。怜君之诚，今可同往为汝书。’贾大喜再拜，始得真笔，归以夸人，而识者往往谓前书较工也。”[62]
　　一些书画名家也常常请人代作，或为仿制其作品的人署上自己的题款。据文献记载，沈周之书画，为世人所宝重，他为人忠恕宽厚，没有穷困画家造假他的作品并请他签名，或有买家购得他的赝品请他鉴定时，他都乐于成人之美。后来他自收真迹，连自己收得的赝本也难以分辨；唐寅有他的老师周臣代笔、朱纶造假，文征明曾让他的学生朱朗代笔、造假，购者颇以为苦，常常不得已亲自登门至文征明家，请其当面作书画，方以为真，而且文征明对其门人常冒充他作书画不以为意：“文笔遍天下，门下士赝作者颇多，征明亦不禁。”[63]除了门人外，其他文人也参与创作和出售他的赝品，如[明]吴稚登《文待诏先生》云：
　　“晚岁德尊行成，海宇钦慕，缣素山积，喧溢里门，寸图才出，千临百摹，家藏市售，真赝纵横。一时砚食之士，沾脂浥香，往往自润。”[64]
　　连吴稚登本人亦曾参与书画造假以之为生计之需。据万历间孙鑛《书画跋跋》云，吴中诸名士如周臣、唐寅、陈淳、文征明、仇英、陆治等的杂画小笔传世甚多，但多系伪笔。[65]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高风翰，曾多作名家赝品而受人诟病，如郑板桥《诗钞·绝句二十一首·高风翰》云：
　　“西园左臂寿门书，海内朋友索向余；短札长笺都去尽，老夫赝作亦无余。”
　　“寿门”，即金农。市面上郑板桥书画真迹渐少，赝品横行。
　　《新世说》卷6曾记载市面上郑板桥书画真迹渐少，赝品横行事：
　　“郑板桥以书画名海内，真迹渐少。当时已有扬州某观道士学其体，足以乱真。后又有同县黎氏仿之，皆书也。兰竹则理氏昌风能为之。”[66]
　　由上可以看出，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文人对于当地书画市场的发育期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他们不再像前贤那样遮遮掩掩，而是将书画作品推向市场，将其作品商品化，甚至将书画作品明码标价出售，赚取钱财，作为治生之有效途径。有的文人以书画治生有一定的规矩和准则，对买主有一定的要求和选择性，而不是随便出售自己的书画作品。更有部分文人，包括一些书画名家亲自参与或送用自己的学生、门人制作和出售书画赝品，给当地书画市场的发育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可见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特别是江南一带书画市场的商品化程度之深，特色之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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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清]邹弢：《三借庐笔谈》卷8《书画格》，第5969页，参见《笔记小说大观》28编第10册。
　　[52][清]李鱓：《花鸟十二条屏》末条自题，上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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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6][57][58][59] [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2（万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第85页；卷1（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第57-58页；卷8（万历四十四年五月四日），第531页；卷4（万历四十年闰十一月十八日），第283页；卷1，第29-3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62] [清]叶廷琯：《鸥陂渔话》卷1《董思翁论书示子帖》，第6-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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