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京与文人治生

　　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明成祖即位后，虽迁都北京，但仍将南京做为留都。清朝建立后，南京虽失去了明代留都之重要地位，但仍是两江总督和布政使司的治所。明清时期的南京及其所在的江南是重要的财赋之区，南京又是久负盛名的文化重镇。
　　由于南京所处的重要地位，许多达官贵人、文人墨客、豪富大贾争相来此，如《同治上江两县志》云：
　　“金陵为吴中一大都会，土著编氓号为循谨，而达官贵仕爱其繁富，常寄寓于斯，权势足以凌闾里；又地处通衢，舟车四集，巨滑奸商往往而在官斯土，治斯民亦戛戛乎其难之哉！”[①]
　　南京又是文士热衷的游宴之地，文人士大夫常常流连忘返：
　　“士夫游宴之所，以秦淮之画舫、妓院之河房为最。番菜馆则有贡院前之金陵春与金陵邨、利涉桥之海国春、中正街之悦宾楼，戏园则有大东桥之升平、府东街之庆升，歌舞楼台，金尊檀板，洵足乐也。迩来下关新开商埠，鼓楼甫设公园，日斜风定，裙屐少年携三五妖姬驾言出游，绿杨阴裹，宝马香车，尝络绎不绝。美景良辰，赏心行乐，前代所不及也。”[②]
　　在南京的文人并非个个生活无忧，腰缠万贯，亦非专为游宴做官而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出于各种因素在此从事治生，从事的职业呈现出多样化，涉及到许多领域。
　　1以授徒或做馆客获得束修。通过教授生徒或做馆客以获得束修，是一些文士治生的一种重要途径，尤其是下层士子的主要生活来源，但常常仅能维持生计，另外，有的官员在去职后，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授徒者，有的是鉴于父母年老，出于孝道而选择教授生徒的，如溧水人周仪风，少孤贫，诸生，充拔贡。“不忍离母，遂课徒以供甘旨，不图仕进焉。著有《灯火宵勤文集》。”[③]有的文人在未出仕前以授徒补贴家用的，有的甚至用微薄的束修救济孤寡的，如江宁人陈士全，居金陵卫。诸生。“其师死，士全摄馆事三年，所入修脯悉以供其孀孤。家故赤贫，弗恤也。”道光十七年[1837]举于乡，以大挑知县分发北河，署直隶雄县知县。[④]有的因家贫而以教授生徒为生的，如句容人刘长森，县学生。“晚年贫甚，为童子师以自给。”[⑤]有的官员在去职后，以以授徒作为生计之源，如明嘉靖年间，薛君采、陈鲁南、蒋子云诸公为顾英玉所作的《寒松斋词翰卷赞》中云：
　　“先生自河南副使中谗归秦淮，居旧庐之东偏，沿街小楼广不逾丈，坐卧其中，训蒙童数人以糊口。客至从邻家乞火煮茶。有相好者，沽酒对酌，缾罄辄罢去。尝绝粮，东桥公馈斗粟，不肯受。以寒松名其斋，乞人为诗文，而自叙之曰：‘寒松斋者，自励之名也。生平鲠介，颇能自信。年逾四十，沟壑见逼，恐不能自坚，流为小人之归，故自砺曰：今日寒矣，天地冻塞，汝当为寒松之荣，毋为靡草之死。’晚年穷益甚，好痛饮，以病酒死。”[⑥]
　　顾英玉因在官场不顺而罢归，虽以授徒糊口，但生计窘迫，竟以穷困而死。由于下层文人以教授生徒糊口的人很多，这种职业对于一些书生也是难以为继。
　　做馆客者，常常依附于豪门大吏，成为他们的帮手或食客，他们常常以未及仕的士子为多，如明代上元人杨朝宗，“尝馆于徐氏，有友易某贫无以自存，将之汴，”朝宗力劝之。[⑦]
　　2以医卜、作文、出售书画、刻书或其它杂业为生。行医问卜是文人治生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南京的文人也常常以之为谋生，如明代杭州人刘均美，其家以医名，读书通大义，洪武间以闾右徙实京师，仍以医行善：
　　“药售不二价，又喜施，故四方持重价走均美，市药者日无算，而贫无钱走丐药者亦无算，均美旦起视丐者先之，而后及市者。郡人许昉游国学，无以自给，均美延之家。昉死，为之殡殓，归其棺。期年，术益精，活人益多，誉益远。”[⑧]
　　有的在去官后以卖药自给，如明初昆山人史谨，好吟咏，工画。洪武中曾官湘阴县丞，后被罢官，侨居金陵，“构独醉亭，卖药自给，以诗画终其身。”[⑨]有的文人在明亡后也以之为业，如明末清初，桐城人方文，少孤，诸生，未及出仕而明亡，入清后，以游食、卖卜、行医为活，一生穷困。朱紫麓《方嵞山先生传》云其曾南入杭州，纵游西湖，后“还居金陵，以医卜自活。”[⑩]
　　为人作序文或碑铭以获得润笔资，是成名文人常见的一种治生手段，如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钱谦益就是此类名手，金埴《不下带编》曾记其以润笔资资助他人之事：
　　“有故人子远来求援，公命少俟，曰：‘润毫至，丰啬尽，以赆子，可归矣。’适一帅具百金请序，公尽与之。其人失金于途，去复来，乃获三百金，则其盛何减于古人。”[11]
　　有的文人工书善画，便以此作为治生的途径，从事此类职业的多为下层文人。如明代曾任内阁中书舍人的六合人孙国敉[12]，精于书画鉴赏，深受世人的垂青，获利不菲：
　　“又鉴赏最精，四方碑版法书贾京师者，必先投国敉订之。居金陵小馆近庙市，时董公其昌为大宗伯，每过市，必至国敉寓中，翻阅竟日。一时勋戚之贤者，如恭顺吴公维英、新乐刘公文炳、都尉冉公兴让、巩公鸿图皆礼贤下士，笃嗜词翰，咸以牛耳推国敉，月供膏火费，所著书不下百余种，凡天文、地理、乐律、兵法，莫不有书。”[13]
　　明代的南京，是著名的刻书中心，书肆林立，一些文士或从事刻书，或应书商之请撰写时文、小说，获得稿酬；或是到书局中从事校勘工作，以获得薪金。如晚明颇有影响的选评家、出版家何伟然，浙江杭州人，落第诸生，家境贫寒，他曾在南京设梨云馆，刊刻书籍，目前所见到他刊刻的书籍主要有《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四十卷、《梨云馆广清纪》四卷、《尺牍青莲》十二卷、《快书》五十种（闵景闲同辑）、《广快书》五十种、《四六霞肆》、《梨云馆集》十二卷《别论》二卷等，他还参与选评《翠娱阁评选皇明十六家小品》、《翠娱阁评选明文归初集》等书；凌濛初的同乡闵齐伋也曾在南京设立了刻书分所，而凌濛初所编选的《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及一些戏曲作品就是在南京完成的，并有书商求诸刊行，如在《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曾云书商“以梓传请”。
　　4弃儒经商。文人在南京经商的人数远不如徽州、扬州、苏州等地，但亦不乏其人，如徽州婺源人洪大诗、金照、愈盛等人曾到南京经营木业：洪大诗，贡生。早年父死，到南京经营木业：“初游江右至邑，后营金陵木业，囊渐充裕，因居于白下。”清代曾科中书衔的婺源人金照，“业木金陵”；愈盛，国学生。“业木金陵，值水灾，挥金平粜，活人无数。”[14]
　　由上可以看出，在南京的文人从事治生途径主要有通过授徒或做馆客获得束修、就职于书院、医卜、出售书画、校勘、刻书、撰稿等。他们多为下层文人，生活比较困苦，有的官员去职后也加入了治生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