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通过制度变革提高金融供给侧效率

　　——“金融支持江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讨会观点综述
　　江苏省金融研究院（筹）
　　2016 年 10月 26日，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牵头，联合省委研究室（省委改革办）、省政府金融办等 9家单位组建的江苏省金融研究院（筹）在南京主办“金融支持江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讨会。江苏省委副秘书长康旭平，省政府副秘书长夏心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江苏省社科院院长王庆五、副院长吴先满，江苏省委研究室副巡视员钱钢，江苏省金融办副主任聂振平，江苏银监局副局长丁灿，江苏证监局副局长凌峰等领导，以及来自著名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和新闻记者近 70人与会。会议收到研究报告、论文近 20篇。
　　江苏省社科院院长王庆五教授主持会议并致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研究员做了主题学术报告。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吴先满研究员，江苏省金融办副主任聂振平，江苏银监局副局长丁灿，江苏证监局副局长凌峰，苏州大学商学院教授万解秋，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卞志村教授，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刘骅副教授，南京大学金融与保险系主任张兵教授等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先后进行了重点发言。省委副秘书长康旭平和省政府副秘书长夏心旻最后作了总结讲话。
　　张承惠所长在主题学术报告中首先分析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背景，然后论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金融服务提出的新要求以及金融业的积极应对：
　　第一，服务于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一是创新创业，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新动力。创新创业，创出的不仅是一个个项目或产业，而且是积极转变发展思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新常态下新发展的科学途径。而这些都需要金融体系的支持。二是转型升级带来的并购重组，产能严重过剩。转型升级的特点是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大量并购重组，化解过剩产能的需求，这些都需要金融机构提供及时的服务。三是企业在利率汇率市场化过程中风险加大。在利率、汇率市场化过程中，实体经济风险在不断加大，金融机构如何利用好金融工具，帮助企业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金融服务提出的新要求。四是绿色发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专门指出：发展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措施，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发展绿色金融就是要以市场化原则引导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鼓励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
　　第二，支持企业走出去。一是多样化融资。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求我国企业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灵活把握境内外市场时机，综合平衡境内外融资成本，更加主动地开展境外融资。这主要体现在大量企业海外经营对境外融资提出了客观要求，而境内外资金成本差异为企业优化全球资金配置提供了可能性。目前境内融资利率高于境外，未来美联储加息的步调将比较缓慢，欧元区和日本央行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较大，国际融资成本总体仍将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当前仍然是我国“走出去”企业利用境外资金的重要窗口期。此外，跨境担保新规、自贸区试点等为企业境外融资增添了便利。二是国际风险管理。与企业 “ 走出去 ” 的巨大需求不对称，是他们走出去的经验、信息以及政府和市场为之提供的配套服务还远远不够。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既有经营性风险，又有非经营性风险，而且往往相互交织。此外，目前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境外投资应急援助机制设立相对滞后，除了面对当地国家社会动荡的风险，还面临合同协议执行风险、税收和企业用工法律保障缺失的风险，以及能源、运输、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风险。尤其在一些新兴国家，销售链条长、资金回收速度慢，还要承担贷款回收风险、负债经营风险、流动性风险、汇兑汇回风险、资本结构不合理风险，以及利率与汇率风险。这些都需要金融部门的支持。三是海外市场收益能力提升。金融机构向 “ 走出去 ” 企业提供金融支持时，必须根据市场化的原则，对各类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一视同仁；准确把握风险和收益的平衡，保证资金的有效投放，形成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互惠共赢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第三，民生保障。民生保障也是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新要求，最主要就是人口老龄化挑战。人均 GDP仅 7000多美元、工业化中后期就进入老龄化。 2015年， 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 10.5%。 2030年将达到 2.4亿人， 2100年达到 4.2人亿，占人口比重 33.8%。带来养老、医疗、健康一系列新需求，这其实也是金融机构有待开发的新市场。此外，还有老龄人口中的失智失能问题；人口快速流动和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空巢家庭大量出现；城镇化问题。据报道，城镇化率每年平均提升 2个百分点， 2015年为 56.2%；脱贫问题。总之，这些都要求金融服务更加高效、便捷和普惠。
　　张承惠所长特别强调了中国金融体系的不适应性。长期以来，习惯于传统发展方式的中国金融体系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固定模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一是在政府主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发展路径下，形成了大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制，这一体制必然偏好大企业、大项目。二是在投资拉动为主的发展模式下，必然形成向资本密集型工业经济倾斜的偏好，形成了以抵押担保物为防范风险主要手段的银行信贷文化。三是金融机构经营方式高度同质化，且普遍追求规模扩张。比如，银行主要依靠存贷利差（ 2015年上市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 20%）、证券公司主要依靠传统经纪业务、财险公司 70%以上依靠车险、寿险公司大比例依靠短期理财产品。四是高度依赖国家信用而不是企业、金融机构自身信用。比如，债券市场长期不允许违约（投资者不承担风险）、金融机构不能破产倒闭。
　　这些最终表现为金融服务效率低下：一是资金过剩但实体经济资金供给不足。资金相对充裕，但现有正规金融体系仍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一些地区地下融资活动十分活跃，大量中小企业和 “ 三农 ” 相关经济活动只能依靠民间借贷获得资金。随着经济增速下行和互联网发展，资金体外循环现象愈发突出。庞式骗局、高息理财产品使得中小企业等弱势群体融资成本急剧上升。
　　二是货币过多，但资本化程度偏低，资产种类偏少。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的货币发行过多。据统计， 2015年末， M2余额 139.2亿元，为 1978年的 1564倍； M2占 GDP比重由 1978年的 24.4%上升为 205.7%，成为单位 GDP产出耗费货币最多的国家。由于多种原因使得资金很难进入实体经济，大量资金在股市、房地产轮番进出。一方面造成资产市场问题，一方面也给金融机构自身加大了风险。此外，金融市场产品种类偏少，金融市场投资渠道不广。大量资产 (如土地、森林、知识产权、企业产权 )或者资本化程度不高或者根本没有资本化。
　　三是持有巨额外汇储备但资产海外运用能力不足。目前中国外汇储备 3.2万亿美元，为世界第一，但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海外资产运用能力却相当弱。 2014年四大银行年报显示，在资产占比中，四大行的海外资产比重是 7.57%，营业收入的比重是 3.62%，利润的比重是 4.33%。总体上海外资产的布局绝对值是偏低的，另外收益率也是偏低的，我们看到其资产 7.57%的资产布局在海外，但是在利润只有 4.3%，营业收入只有 3.6%，就说明资产没有产生足够的效益，比国内的资产效益要低。由于海外资金运用能力不高，大量外汇储备只能用于购买外国国债，而近期十年期和五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分别仅为 1.77%和 1.22%，美国国债长期平均实际利率只有 0.69%。考虑到通胀因素，这种投资实际上是亏损的。
　　四是金融监管体制的不适应。这表现为：存在监管空白（分业监管、大量影子银行活动或者无人监管）；存在过度监管和重复监管，增加了金融机构的运作成本。各自设定标准（例如银证保对理财产品的监管要求和力度均不一致），带来监管套利机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职能冲突；监管体制是线性或平面，不是立体监管框架；监管理念是“谁的孩子谁抱走”，而不是风险最小化；监管对象错位，金融机构不再专注于本领域业务与综合视野，新的业务给金融部门带来一定的不适应性。
　　针对以上的不适应性，张承惠所长认为，金融业自身需要追求可持续发展，但还需要考虑以下一些因素：一是经济放缓导致信贷需求减弱；二是利率市场化对传统盈利模式带来考验，存贷利差缩小、利率风险上升、经营压力加大。与 2011年相比， 2015年银行业 ROA由 1.3%下降为 1.1%， ROE由 20.4%下降为 14.98%。这种不适应性，不仅对实体经济的转型是不能提供有效的服务，还对金融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产生了影响，我们看到这个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于金融业来说，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经济放缓，使得实体经济的信贷需求大幅度的减缓。 2014年以后，银行普遍感到贷款难，有大量的资金不知道贷给谁，贷给谁都不放心，风险都很大；又如利率市场化对传统盈利模式带来考验，存贷利差缩小、利率风险上升、产品定价能力明显不足、经营压力加大；再如市场需求发生深刻变化：工业化早中期，规模化、批量化。投资驱动力减弱，批量化生产方式将转向个性化、多样化、非标化的生产方式，客户对综合性、体验型、交互式、分享式、便利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不断增加；其四信息科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竞争方式，对金融机构业务模式、营销、服务水平、财富管理能力、各种渠道无缝衔接、风险定价能力均提出更高要求；其五金融生态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金融脱媒加快，线上线下泛金融、跨界竞争加剧，综合经营快速发展；其六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加大，资金脱实向虚，更容易产生资产端风险，也更容易与国际金融市场交互影响。
　　对此，张承惠所长提出了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七个关键点和金融转型的重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通过制度变革来提高金融供给侧的效率。这需要有以下七个转变：
　　一是转变经营重心。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未来个性化、多样化的时代，要将服务重心从大企业转向服务业和中小企业。从过去“贵族化”倾向，转向“平民化”方向。
　　二是调整发展模式和经营理念。从追求规模扩张更多地转向效率提升。
　　三是实质性推进主体金融机构改革。近年改革措施隐含了“外围突破”的政策导向，如民营银行、互联网金融、各种类金融机构。外围突破策略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仍绕不过主体金融机构改革这道坎。原因主要是：新兴机构规模太小，不足以改变金融竞争大局。主体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和风控能力仍是决定我国金融体系服务效率和风险程度的关键性因素。
　　四是管理技术和产品、服务创新。这需要金融机构积极发展和创新金融工具。过去重点是为传统制造业提供信贷服务，未来要更多地为创新创业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债权、股权等综合性融资服务。这里也需要考虑科技的创新，比如大数据，在大数据时代，关键因素就包括：数据的获取和处理能力；机构内部管理流程的适应性；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五是大幅度提升风控能力。金融机构业务发展很快，业务复杂化程度越来越高，尤其在如今金融业风险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完善全面风险管理架构、方法、流程在实践中显得非常必要。
　　六是通过资本重组调整内部产品结构和外部协同。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资本重组等资本配置功能以提高不同产业间的资本供给水平和配置效率来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调整内部产品结构和外部协同。
　　七是监管体制、理念、方式调整。这主要包括：减少国家信用被滥用，消除刚性兑付，建立市场化退出机制；强化金融消费者、中小投资者保护机制；减少行政性管制，强化市场规制（重新定位职能，减少不必要的审批）；提升监管能力，填补监管空白，克服部门利益障碍，加强监管协调；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信用体系建设、信用评级制度、知识产权第三方估值体系）。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蒋昭乙执笔整理）